大连男子11岁时莫名出现6次盗窃记录 母亲奔走8年未能消除

gxq926 2021-12-17 555


偶然发现的盗窃记录,让大连母亲王载珺(化名)为儿子奔走八年。

2013年8月,大连瓦房店市西杨乡,王载珺的儿子谭林(化名)报名参军。到了政审阶段时,却被告知儿子谭林在大连公安网上有6次盗窃记录。最终,因为这几条不良违法记录,谭林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完成参军的梦想。

王载珺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当地公安查阅相关记录发现,谭林的6次盗窃行为都发生在2008年,当时谭林还只有11周岁,在上小学五年级。

莫名出现的违法记录13年未撤

“为什么我们的儿子有六次盗窃记录,作为监护人,父母却都没听说这个事情?”王载珺说,2013年发现此事后,他们当时也问过儿子,儿子称自己根本没有偷东西,而且派出所也没有找他做过笔录。王载珺回忆,2008年儿子也没有异常,更没有听谁说他进过派出所。

王载珺认为,如果真有盗窃行为,警察出警了,父母肯定会收到相关通知,不可能不知情。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记录肯定是被误录的。”之后,为了给儿子删除这个记录,王载珺多次向大连当地公安机关反映问题,四处奔走上访。

王载珺说,2019年,她从北京信访回来之后,瓦房店市公安局和信访局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最后确认孩子没有问题。2020年1月7日,瓦房店市公安局向王载珺出具了一份《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

王载珺提供的这份意见书写到,经该局核实,谭林有违法记录信息的情况属实。西杨派出所正在逐级呈报,瓦房店市公安局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申请撤销谭某某的相关违法记录。



不过,在出具这份意见书之后,现在已经近两年时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派出所称正在走程序

王载珺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儿子谭林于1996年10月出生,2013年初中毕业时报名参军。在政审出问题之前,根本没想到过儿子会有盗窃的记录。

“当时就找到派出所,派出所说调查,但一调查就是一年一年地等,完全没个尽头。”

王载珺说,她和爱人一直在老家种地,现在儿子当兵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她并不想追究当兵这个事情,只是想把这个记录消除,清除这个本不应该存在的“污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该撤销的要给我们进行撤销。”

目前,王载珺的儿子谭林在大连当地一家企业工作,收入稳定,生活也算幸福。“这个犯罪记录虽然暂时对儿子的生活不会有所影响,但是以后呢?下一代呢?公务员、参军这些我们都不用想了。”王载珺称,这个犯罪记录不仅会伴随儿子一生,还会对后代产生影响。

16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西杨派出所一位陈姓所长。这位所长表示,这个事情正在走程序,所里与当事人也一直保持联系和沟通,“这个不是我说删就能删的,具体还是要联系市局。”极目新闻记者多方联系瓦房店市及大连市公安局,均未获得相关回应。

律师:误录可以要求撤销

对于此案,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嘉认为,王女士所说的违法犯罪的记录,分为两种:承担刑事责任留下的记录称为前科,因为行政处罚导致的相关记录称之为劣迹。只要是触犯刑法导致的前科,在全国法院的审判系统和公安机关的系统内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这种案底将会陪伴一生无法消除。目前,按照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11岁时即使是盗窃,也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刘嘉认为,从违法的角度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也就是说,如果孩子11岁时真的有过盗窃行为,因为年龄不足不受处罚,但是有可能在当地公安机关留下违法记录。同时,依据上述规定,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是必须通知监护人的,所以如果公安机关没有履行通知监护人的义务,肯定属于程序违法。

刘嘉称,如果确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公安机关误录,那么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予以更正和撤销相应的记录。

延伸阅读

教师被指强奸女学生喊冤55年 出狱后妻子嫁给他:我信他

2021年9月26日,汪康夫收到小女儿汪珍珍转发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收到他的材料,已经依法受理案件。1966年被逮捕后,汪康夫在二审判决的《委托宣判笔录》上签字“我没有强奸女同学”,1978年出狱后,他开始为自己申诉,至今已43年。多年来汪康夫的申诉均被地方检察院驳回,这次收到最高检的回复,他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汪康夫

出狱后,背负罪名的汪康夫只能当一个月30元工资的临时工教师,经济拮据也没有放弃申诉。妻子周三英一手操持家里的大小事,坚定的支持他申诉。两人从不主动提起申诉的艰难,汪珍珍一度不理解父亲的执着,即使相信父亲清白,也因为父亲被指控为“强奸犯”感到无力反击。

55年后,一家人仍然相信,只有法律才能证明汪康夫的清白。

受害人不知情的强奸案

79岁的汪康夫仍能脱口而出被逮捕那天的情况,1966年5月16日晚,社教工作组的曾福周到家里来抓我,带着警察。说我借职务之便找女学生谈话,教游泳,强奸少女学生两名,猥亵10名,共有12个受害人。当时我在莲花县琴水小学当语文老师,我们班上的女同学一共才16个,他们说我强奸猥亵12人。

判决书中写道,汪康夫所犯强奸少女罪,事实属实,证据确凿。犯罪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因被告认罪伏法的态度表现极不老实,在事实面前顽固抗拒交代强奸的事实,企图推卸罪责,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1978年出狱后,汪康夫辗转联系到当初数名涉事女学生询问原因,涉事女生称年幼时在另两名教师引导下写了检举材料,得知汪康夫因此入狱后,表示愿为其申诉作证。汪康夫说,“我哪怕有一点和女学生拉扯或者不正经,我也认了,但是没有,我和学生的关系很好,当时是年级里的示范班,他们都很敬爱我的,我无愧于我的学生。”

当年被指为强奸受害人的学生给他的回信中写道,“接到您的来信,看过以后感到非常奇怪。真是祸从天上来,不知是谁在埋怨和害我......请您今后一定要把这事搞清楚,不要把我的名誉损害。”汪康夫觉得十分荒谬,连受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受害人,他却一辈子背着强奸犯的罪名。

汪康夫拿出两本封皮已经褪色的书,分别是《怎样写诉状》和《中国公民法律咨询全书》,书桌上关于案情的书面材料撑满了一个塑料袋和一个蓝色文件夹。申诉多年,他对纠正案件的法律流程了如指掌。“现在还不能说成功,检察院他们受理之后要审核材料,如果觉得是冤案,就要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重审了这个案子,能宣判我无罪,才算是纠正了。”



汪康夫和周三英在菜园里

反击是无力的

小女儿汪珍珍告诉记者,爸妈从未主动在孩子们面前提起申诉的困难,“他们很早以前就一起请过律师,这件事我都是去年才知道的。”在媒体详细报道前,汪珍珍也不理解父亲对申诉的执着,之前就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生病)。直到父亲年事渐高,不能再每周走5里路去寄一封申诉信,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处理申诉需要的信息,汪珍珍才在帮助父亲整理材料的过程中了解他的经历。“看到资料越多的时候,心里越忿忿不平,觉得他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爸爸认为对就是对,没有就是没有,他是在为一种信念努力,因为他相信法律,也觉得只有法律能证明他清白。”

出狱后的汪康夫在村里的小学继续做教师,他很会教书,学生都听话,也喜欢他。他参加“最佳一堂课”的教学比赛得了一等奖,但还是只能做个临时工。“没有资格转正,一个强奸犯怎么申请转正?根本就不会考虑。”他教了一辈子书教到70岁,退休时还是学校的临时工,1978年到2013年,他的工资都是一个月30元。“本来拿了奖人家推荐我去县里教书,一个月能多一两块,还给补贴路费,但是我想着,做得太普通对不起推荐我的人,做出成绩了招人嫉妒,人家还是会说他是个强奸犯,就算了,最后也没有去。”

汪珍珍说,村里长辈吵架争执的时候会说父亲是强奸犯,有非常难听的话,但我们反击也是无力的,家里(经济)实力也不行,没什么好反击的。教书本来工资就少,父亲是临时工就更少,干农活卖菜也赚不了多少钱,家里经济一直很困难。汪康夫教书之余也帮妻子种地,养些鸡鸭,实在没钱了,周三英便出去借钱,四个孩子也都读了书。“我不会借钱,不会说,都是她出去借。”



周三英

周三英拍拍自己胸口,“老头子一辈子辛苦搞申诉,我一辈子辛苦搞劳动搞家务,不要他干家务,我来做,他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周三英说起丈夫就委屈心疼,反复说老头子是可怜人受了很多苦,她对申诉的态度似比汪康夫更坚决,“我这一辈子搞不清就让子女搞,子女搞不清就让孙子搞,我支持他,一定要搞清!”

1966年事发至今,汪康夫已经为自己喊冤55年,十年劳改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为什么还执着于一个“纠正”?汪康夫说,“我好好一个人当了这么多年强奸犯,这个罪名是最丑的,我要清白。”周三英坚定地重复道,名誉值千金!

唯一的“战友”

周三英还记得和丈夫初次见面,彼时汪康夫出狱不久,父亲病逝,家中一贫如洗,在狱中近十年,健康也消磨的所剩无几。“他面黄肌瘦,家里连副碗筷都没有,我家里人个个都不同意。但是我觉得他很老实,是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很帅的。”周三英用方言讲着,汪康夫用普通话一句句翻译,讲到这里两人相视笑了。

两人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后结了婚,周三英“审”过丈夫一次,让他说实话到底有没有错?汪康夫说但凡有一点不清白也不会这么执着于申诉,周三英从此没有再怀疑过他。

对汪康夫,周三英总是有许多心疼怜爱,“我和老头子结婚时,他爸爸生病走了,他一个人没有兄弟没有姐妹,受了太多苦。我和他结婚40多年,他爱护我,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从不反对,我不相信他会强奸学生。”

汪康夫说妻子时也是又敬又爱,“她比我能干,勤快,种地我是不如她。秋收的时候,我搂一把,她可以搂两把,一个人能收一片地。以前劳动计分,男劳动力计10分,妇女劳动力是7分,但是三英工分和年轻男人一样多。干活太多了,身体也落下病,她腰也痛,腿也不好,现在耳背的厉害。”汪康夫看着走在前面的妻子说,两人下午总会一起去菜园子里打理一下,汪康夫给妻子打下手。虽然不卖菜了,妻子闲不下来还是会种点自己家吃的。

在汪珍珍记忆里,父亲一有时间就在想他的起诉书要怎么写,母亲白天一整天都在干活,两人都很忙。申诉、冤屈造成的氛围始终笼罩着这个家,所以四个子女年纪尚小时,都不能理解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委屈。“可以说只有我妈妈是和他站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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