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最高检官网披露，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宋亮被逮捕。同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主动投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披露，在一周时间内，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等8人接受审查调查、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等13人被处分，其中包括7名中管干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称，密集通报再次彰显了党中央严厉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释放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的强烈信号。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多名官员密集被查，也是出于净化政治生态的考虑，“预计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将是一个反腐的高峰期”。

（资料图片）周江勇、刘新云、蔡鄂生、王富玉。图/中新 人民视觉

反腐力度加大的明显信号

8月23日，66岁的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主动投案，成为最新一名落马的中管干部。《中国新闻周刊》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现，1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于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今年第一个被查的中管干部。薛恒是今年落马的第21名省部级官员，也是继周江勇之后，3天内落马的第2名中管干部。

上述21人中，今年7月被查者就占了6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原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鸣，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太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政法委原书记杨福林，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成为今年“打虎”数量最多的月份。这也成为今年进入下半年后，反腐力度加大的明显信号。

上述21人中，来自地方的有12人，覆盖11个省份，其中辽宁2人、甘肃、贵州、山东、山西、江西、河南、青海、河北、新疆、浙江各1人。他们覆盖高校（如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于志刚）、政法系统（如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国企（如原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谢长军）、金融系统（如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等多个领域。有3人担任省委常委（甘肃省委常委宋亮、河南省委常委甘荣坤、浙江省委常委周江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管干部中，“政法虎”占了四个，分别为刘新云、杨福林、甘荣坤（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蒙永山（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政法口成为今年“打虎数量”最多的领域。此外，有的官员在落马前，也有在政法系统任过要职的履历。比如，从2011年3月开始，薛恒在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兼）、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位子上工作了两年之久。分析认为，多名现任或曾任政法系统官员被查，与最近持续高压的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有直接关联。

上述21人中，包含多名退休官员，如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今年已经70岁，8年前就已退休。王富玉和薛恒都在退休3年半左右后被查。在王富玉的相关通报中称其“十九大后仍不知止，生活奢靡腐化，道德沦丧，直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

毛昭晖指出，在扫黑除恶、金融领域反腐等专项打击活动的背后，一些多年前的腐败问题也被发现，导致退休官员被查处。此外，有些官员为了退休后继续对单位形成控制力，保证“人走茶不凉”，发挥自己的“权力余热”，会安插一些亲信到单位重要岗位。而这些亲信被查后，会交代出这类退休官员的相应问题，导致他们被查。

另外，还有3人（蒙永山、刘川生、薛恒）主动投案。7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披露，党的十九大以来，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2021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

毛昭晖表示，十九大后，通过制定留置措施、扩大监察对象等一系列监察体制改革，提升了纪委监委的办案能力，也使得一些问题官员，不再心怀侥幸之心（所以主动投案）。

8月16日~8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两天内发布彭波（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7名官员被处分的通报。在一周时间（8月16日~8月22日）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周江勇等8人接受审查调查、王富玉等13人被处分，这一周也被称为“最密集反腐周”。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多名官员被查，其中包含多名中管干部，这说明，一方面，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一直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在一定程度对“反腐败转向论”“反腐败停歇论”等错误认识作了驳斥。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总体性判断，那就是，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么多的中管干部在十九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我行我素，说明必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松懈，否则腐败势力就会反弹。

庄德水称，十九大时提出“保持定力，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要求，多名官员密集被查，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通过反腐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

这些密集被查的官员中，虽然来自不同领域和岗位，但几乎均涉及经济问题。比如，通报指出，王富玉“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宋亮“将手中掌握的金融监管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攫取非法利益；谢长军“靠企吃企，大搞权钱交易”；张新起“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利”。

从反腐涉及的省份分析，经济大省浙江尤其引人关注。十八大后，相比成为反腐“风暴眼”的山西、内蒙古、广东等省份，浙江略显平静。2015年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落马、2016年宁波原市长卢子跃被查后，该省一直未有中管干部被查。今年8月21日，54岁的周江勇被查，使其成为浙江五年来第一位、十八大后该省第三个被查的中管干部。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被查的市委书记，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引发舆论广泛热议的是，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查，8月19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主动投案。周江勇与褚、马同为宁波人。马晓晖曾在褚孟形的老家浙江宁海任职6年，当过政法委书记、县长等职，还与周江勇都在温州、杭州等地有过从政经历。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近日多名“浙官”被查或将牵出“腐败窝案”。

作为经济大省，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微信公众号“团结湖参考”评论称，今年浙江被确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意味着，曾经是发展效率最高地区之一的浙江，在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上被赋予了探索新方向的重任。与之相应，也就要求当地干部转换思路，更新头脑。但承担重任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有一个清新的政治生态。从这个意义来说，被赋予的使命越重，浙江接下来被审视得也会越严厉。

周江勇曾在《浙江日报》刊发《找准深化清廉杭州建设着力点》一文。他在文中说，清则流长，廉则行远，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有责任、有条件在推进清廉建设上更进一步、更深一筹。他还提到，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依托推动企业诚信廉洁、守法经营。

周江勇被查后，杭州市纪委监委迅速部署开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主要聚焦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事项自查自纠、领导干部违规借贷专项治理“回头看”以及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三个方面，覆盖全体在职以及近3年以来退休、离职的市管领导干部。全市各地各单位则同步开展本级管理领导干部自查自纠。

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浙江多名官员被查，更加说明反腐无禁区，没有所谓的特殊领域、特殊省份。十九大后，反腐的策略也有所调整，更加注重通过反腐来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周江勇被查后，杭州迅速开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或说明周存在政商勾结的腐败问题。特别是涉及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商人，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后，有的还想在政治上寻找代理人，这类政商勾结现象对政治生态带来的潜在的破坏性更大。”

庄德水表示，多名中管干部落马，他们的腐败细节还有待披露。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那就是其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交织，这些中管干部的腐败行为往往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且背后有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靠山吃山的问题。他指出，事实证明，在哪一个领域改革遇到阻力，哪个领域在政策的执行上出现偏差，往往说明其背后的一些腐败因素在起作用。消除腐败因素，才可为下一步改革扫清障碍。

换届前的反腐高峰期

相关通报显示，在被查的中管干部中，对其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方面均有所提及。如刘新云“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王富玉“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彭波“背离党中央关于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的决策部署”、宋亮“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捞取政治资本，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等。

周江勇被查时间较短，其相关通报尚未公布。但从浙江的快速表态看，其同样涉及政治问题。8月21日，周被查之日，浙江省委常委会连夜召开会议，强调“决不能让政治上、廉洁上有问题的人蒙混过关、投机得逞”。

毛昭晖称，从近期被查官员的相关通报看，有些官员存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嫌疑，说明有些官员想在仕途中靠投机取巧升迁。查处这类官员，也有警示一些有类似想法的官员的目的。

庄德水表示，结合过往反腐败的数据看，往往在中央换届前，都会出现几个反腐败的高峰期。明年是中央换届年，今年是地方换届年，在这个关键节点时，密集查处那些有瑕疵的、有违纪违规行为的、经受不起政治考验的领导干部，也能确保干部换届时有一个风清气正的氛围。反腐力度加大，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次大的净化，通过自我革新，不但能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纯正，也可为明年二十大的顺利召开做好铺垫。

毛昭晖表示，反腐的根本目的是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从近期多领域、多省份官员被查来看，说明这三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反腐败斗争目前的形势还非常严峻，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丝毫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