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一直认为那个弑母的北大学生吴谢宇，有一个痴情的女友在等他。

他们一定是看了某公号上的爆款文章《北大学霸弑母求婚的“妓女”爆料》一文。经红星新闻求证，这篇文章完全是瞎编滥造。文章的作者自己也发帖承认，这是自己虚构的“悲剧故事”。

这是相当恶劣的虚构。不但文章情节是瞎编的，文中用的“妓女爆料求助”的截图，也是伪造的。文后置顶的评论，呼吁大家赞赏来支持为吴谢宇打官司，更是利用博来的同情来敛财。或许是感知到这篇文章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作者已经删除该文，并且道歉。

目之所及，这篇文章应该是“自媒体”造假的巅峰之作。红星新闻采访的律师呼吁微信方面对涉事公号进行封号处理，而网友的评论则更加激烈，不少人呼吁对作者判刑。这说明读者对这种自媒体造假之风已经深恶痛绝到何种程度，但是尴尬的是，发表求证文章的红星新闻的公号，到今日（16日）零点，阅读量不过刚刚过万。

这就是事实。不管是否“带血”，瞄准读者心理进行伪造的文章，流量总是很可观，而严肃媒体认真做的文章，乏人问津。这是相当让媒体从业者感到困惑的地方。经常看到传统媒体同行在朋友圈痛骂自媒体，他们甚至也开始怨恨起读者不识货。

指责自媒体不对新闻进行求证，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但是这种指责，多少有点有失公正。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自媒体”这个词，但这个词多少是一个误会。我们必须承认，自媒体并不是媒体，至少不是“新闻媒体”，也没有三审三校制度。要求自媒体向机构媒体一样去做新闻报道，明显是不合适的。

但是，从咪蒙旗下公号“才华有限青年”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到这次的《北大学霸弑母求婚的妓女爆料》，都表现出了某种新的信号：自媒体从业者开始认识到原创新闻故事可能带来巨大的流量，他们开始装作在“做新闻”了。

这两篇文章都是虚构，但却都暗示读者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甚至套路都是一样的。“状元之死”中写了状元的妹妹正在参加高考，所以隐去她的真实姓名，而且要捐钱给她。而“妓女爆料”则透露，这个对吴谢宇一片痴情的女孩，爆料后就会销声匿迹。文章赞赏所得，将用来请律师帮吴谢宇打官司。

前几天，曾在咪蒙公司实习的易岚在公号“今夜九零后”上发表的猜测性文章《那个17岁的上海少年决定跳桥自杀》引起很大争议，文章最终被删，公号也被处罚。但是作者易岚却发出了一个天问：请问合理推测的边界在哪里？

这就是新趋势。自媒体开始向新闻进军了，但却是以弄虚作假编故事的方式。

当然，他们的“进”，是以另一面也就是机构媒体的“退”为前提的。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本地知名媒体为“读者喜欢的作家”颁奖的活动。活动在市中心的书店进行，但是观众少到可怜的地步。主办方有几个人，领奖的本地作家有几个，除此之外也就还剩下几个了——这大概是碰巧来逛书店的人。

主办方领导和获奖者谈笑风生，但是我却感到非常尴尬。作为“世界读书日”的活动，主办媒体在自己的APP和公号上都发布了消息，但是很明显，他们没有真正的读者。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个本地幼教机构组织的活动，500个报名名额，早早报满，不得不提前终止了报名。

很有可能，这两年业内人士热衷讨论的“媒体转型”，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曾经代表中国新闻机构形象的都市报，正在迎来关闭潮。他们办的新媒体，不管是公号还是APP，大多数影响力都和普通自媒体差不多。看一下公号排名500强中，有多少是媒体机构的号？

“转型”并没有发生，真相是机构媒体从零开始和自媒体竞争，但是不管是机制还是意识，都是落后的一方。

我越来越觉得，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都市报，其实是占了时代的便宜，尽管每个城市都有发行量达到几十万的都市报，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抓住读者。除了新京报等少数媒体，大多数报社的领导，都被新技术的来临吓傻了，他们甚至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能干什么。

前段时间日本新天皇登基，几家日本大报的头版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作为一个曾经的报纸编辑，我设想过这个新闻该如何表达，至少应该有大幅照片，也要努力“揭秘”一点别人不知道的内幕吧。真是让人吃惊，日本报纸那些版面，从版式上说非常朴素，甚至称得上简陋。在头一天天皇登基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球的情况下，日本报纸的编辑就像不知道一样，还在老老实实地报道头一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日本报纸却比中国的活得好得多。

这种现象可以有很多解释，我认为有一点比较关键：在日本，很多人也可以从手机上得到信息，但是他们同时也保持了阅读报纸的习惯。这种“习惯”，其实是一种确信和达成共识的冲动。尽管我也知道新天皇登基了，但是我还是要看一下《朝日新闻》怎么说，而正因为这种共识的存在，日本报纸同行在表达的时候反而会很拘谨，他们不想靠冲击力去刺激读者G点，相反，他们的责任似乎是就是“保守”——为社会构筑一个底线。

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同样如此。尽管他们在数字化上做得比日本媒体更好，但是他们的纸质版仍然有相当市场。他们的数字平台，风格也和报纸一样，老实巴交，从标题到内容，都并不撩人，也不想讨好谁。他们有自己的节奏，也有自己的尊严。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对进步的追求就要惊人得多。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痛批美国社会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他死得太早了，没能看到中国媒体对新技术的无提防拥抱和崇拜。他们去追逐一个又一个新概念，让文字记者去拍视频、做剪辑、搞直播，每一个风口来临，他们都想迎风起舞，但却早早迷失了方向。

那个临界点已经到来。一个社会要达成共识，而不是陷入“无真相”的恶性循环，不要再指望“媒体转型”，而是要进行“媒体重建”。如果说90年代以来都市报为主力营造了一个“新闻界”的话，这个阵地几乎已成废墟。

但是，问题在于，谁来重建？谁来保卫社会？唯一的乐观是在理论上。我一直认为，以中国这么多人口，早晚会有像样的新闻媒体出来。除非我们承认，我们只喜欢看《北大学霸弑母求婚的“妓女”爆料》，除非我们承认，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