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洁 广州报道

12月1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广东省人口计生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口计生条例提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在子女三周岁以内，父母每年各享受十日的育儿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22个省份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设育儿假成为普遍的做法，一般给予5-15天假期。比如山西提出，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且子女不满三周岁的，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分别给予每年十五日的育儿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目前各省情况来看，人口计生条例修改集中在三个地方：首先是延长产假的时间；其次是给予育儿假；最后是增加父亲的陪产假。

“国内外的众多实践表明，出台积极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激发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能，提高生育水平，增加出生人口。”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增设育儿假成本谁来分担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超过22个省份修订人口计生条例。除广东之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西、四川、江苏、贵州、吉林、山西、黑龙江、辽宁、湖南、湖北、陕西、安徽、海南、宁夏、青海、河南、山东等地已经公布当地的人口计生条例修正案。

其中，延长产假及男方享受陪产假成为普遍的做法。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提出，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三十日调整为六十日，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此外女方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

增设育儿假也成为各地惯常的做法，山西等部分省份提出育儿假长达每年十五日。北京提出，在子女满三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享受五个工作日的育儿假。

“对于育儿假，过去部分省份也有，但是从执行层面来说并不十分严格，体制内与民企的执行程度不一样，也缺乏监管的机制。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并不是一味延长假期就好，而应该加强监管，使育儿假能够落实。”杨舸表示，育儿假不应该太长，否则企业的负担会过重。

对于育儿假的成本分摊，部分省份也有表态。刚刚发布的广东省人口计生条例提出，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从这一提法来看，育儿假的成本不仅由企业来承担，社会也将承担一部分。

“广东的这一做法是分摊成本的方式，因为尽管企业也有自身的社会责任，但如果过度让企业来承担家庭育儿成本的话，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收益，从而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分摊育儿成本一方面提高用人单位执行相关生育政策的积极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杨舸指出，各地的财政实力和发展程度不一，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的政策。比如，从其他国家的做法来看，不一定用公共财政来承担育儿成本，可以用公众之前缴纳的儿童抚养、教育基金，来承担育儿假和产假的成本。

杨舸认为，目前各地都在出台支持育儿的政策，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是最惯常的做法，因为这种方式对于政府的公共开支并没有增加太大的负担，但是需要理性的看待。比如，过长的产假会对女性就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更合适的办法是用社会资源来分担家庭育儿成本，比如说增加普惠型托幼资源的供给，对于女性兼顾职业和育儿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京粤公租房向多孩家庭倾斜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各省份在修订人口与计生条例的时候，也注重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

山东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门在提出居住用地规划条件时，应当明确配套托育机构同步规划设计要求，明确地块布局、用地面积等内容。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的托育服务设施应当与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董玉整表示，一个生育政策“单打独进”，有时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说不定还会引起更多新的问题。

“增加妇女的产假，一定要与有可能会引起妇女就业隐性歧视的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将对妇女的生育关怀与职业发展、家庭生活统一起来，千万不能顾此失彼。”董玉整指出。

目前，各地也在关注生育妇女的就业情况。比如，广东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

一些省份对于多孩家庭也给予了其他的支持措施。比如，此前北京提出，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在11月底，北京最新的一轮公租房配租时，育有二孩及多孩的公租房轮候家庭与领取低保、家庭成员有重度残疾或大病的轮候家庭一样，都可优先承租公租房。目前，北京约有2500多户二孩或三孩家庭在轮候公租房，而此轮公租房配租，北京共提供房源7000多套，基本能满足所有轮候的二孩及多孩家庭。

广东也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杨舸指出，尽管公租房的影响人群并不多，但这确实是一个从住房政策上给予育儿家庭的明确支持。这一政策营造了一个环境，即政府从多方面支持育儿。

董玉整表示，生育问题不仅仅是夫妻双方或是家庭养育孩子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必须从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高度，统一思考布局生育问题。

“关于生育政策，不能够只是看重眼前的刺激作用，更要从社会发展整体的政策体系、政策协调、政策促进出发来综合施策。”董玉整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