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多人可能首先想到“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 其实中共早在正式成立后的次月，即1921年8月，即派人前往香港活动，自此中共在香港不断发展，至今百年里香港历史上多起值得浓墨重彩的事件里都有中共的影子，比如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比如香港沦陷期间从始至终坚持抗日的东江纵队。 1967年，受内地文化大革命影响，香港左派发起“反英抗暴”运动。这场前后持续8个月、最后被周恩来总理下令紧急刹停的运动，成为香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让中共及左派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力断崖式下跌，但同时也让港英政府开始反思并改进其往日管治政策。 百年里，中共及左派在香港这一边陲之地几掀波澜，港人对中共的情感也随着历史洪流升腾跌宕。在这中共成立100周年，又逢香港回归24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就中共与香港的百年互动，采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记者：这百年来，中共在香港进行了不少活动，党成立初期即在香港发展党组织、国共内战时期广东省委迁往香港等，“六七事件”前香港可谓中国左翼运动的发扬和庇护地。那时中共和亲共的左派在香港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兆佳：香港一直为各方政治势力提供一个地方，甚至成为庇护所。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利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资源获取和外宣工作，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革命者或反政府分子，也将香港作为他们行动的基地之一。

但是这些政治活动，其实都是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英国人对这些活动非常戒惧、警惕，所以对这些活动，他们采取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防范甚至是控制。如果你从中国历史角度来看，英国人最怕的是在香港出现民族主义意识、反“殖民地”运动、挑战“殖民地”政府的行动，以及香港部分势力与内地的政治势力密切联系，对“殖民地”的管治造成威胁。

所以1967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活动的能量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始终受到在港国民党势力的挑战、英国人的约束及香港的反共分子的阻挠。

当然，可以说中共从1921年成立之后的确在香港有活动，特别是涉及到工会的罢工活动。抗战期间也在香港组织过一些抗日活动，主要是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更多是利用香港支持内地与国民党的斗争，包括运送物资、中共人员来港寻求庇护，甚至让一些支持中共的民主党派人士可以在香港得到庇护及照顾。

到了1949年建国之后，在中西方冷战期间，中共及支持中共的工会、商会和其他民间组织的活动受到英国人的监视和打击，活动空间更加有限。实际上，中共在香港的势力或者亲共人士、支持新中国的在香港的力量，某种程度上是边缘化地存在。

考虑到香港社会的历史背景，有一大批香港人是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建国前、建国后有很多人是为了逃避内地的政治斗争、政治运动，1962年左右为逃避内地的饥荒而来到香港；当然，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的经济发展机会。再加上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英国人不只是希望扑灭在香港出现的民族主义意识，更想要扑灭任何同情内地社会主义的亲共意识。

在整个舆论、民意主导权都落在英国人和反共人士手上的时候，爱国力量怎么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呢？它不断受到主流社会和英国人的压制，甚至有的人随时会被英国人驱逐出境。所以不要高估当时爱国力量在香港的活动空间以及它所能发挥的政治能量。

记者：您那时候有接触过这些左派人士吗？

刘兆佳：有。因为我父亲跟内地有生意往来，他在内地购买草织工艺品，再出口到外国，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左派人士、左派团体，甚至是左派报章。

记者：从个人经历出发，您对他们有什么印象吗？

刘兆佳：印象不是很深刻，我自己也看过一些左派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但不能说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只不过相比于一般香港人，我对他们的印象较多，也有感情存在。

记者：回到之前提到的“六七事件”。“六七事件”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很多对“六七事件”的解读基本是从亲国民党或偏港英政府角度出发，看下来多少带有政治上的偏见。

刘兆佳：是的。香港有部分媒体人、学者、文化人将“六七事件”看成支持中共的人为响应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违背香港主流民意的意向，在香港牵起一场反英抗暴的运动，进而导致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

然而，这场反英抗暴运动也带出了香港社会内部很多矛盾，特别是劳工问题和不少底层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也暴露了“殖民地”统治的不公平，特别是种族不公平的地方。但由于当时大多数香港人对内地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害怕，当时的反英抗暴引来不少反共人士的惊恐，再加上他们不想看到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结束或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不少港人就站到港英政府那边去攻击左派人士。

自此之后，香港的左派力量进一步边缘化，跟主流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左派代表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的脱节程度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隔膜没那么容易消除。

这件事情不光导致左派力量在香港进一步受到孤立，甚至出现力量萎缩的情况，更麻烦的是损害了大部分香港人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增加了他们那种恐共、反共的情绪，所引发出来的效果甚至到今时今日都还可以感受得到。

其实如今年轻一代中根本没什么人留意“六七事件”，对这事也没什么印象。你也可以看到关于“六七事件”的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很少。当然，个别香港媒体对“六七事件”颇为执着，也不时通过对此事的报道提供机会让反共人士乘机攻击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但总体而言影响不算大。

记者：对的，内地很多读者对香港的这段历史也知之甚少。事件发生后，香港左派的公开活动似乎少见人提。香港左派的路线和角色做了怎样的调整？

刘兆佳：“六七事件”之后，左派这一标签在香港政治上已成为一个负面标签，不过左派力量没有从地上转向地下，他们始终公开存在并公开活动，只是他们的政治能量、政治影响力大为减少，在香港社会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情况直到回归前夕才有所改变。

“六七事件”其实也带来一些正面效果，整件事引发不少人对香港当时社会民生及种族平等等方面问题的关注，迫使港英政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大安主义”的管治方式——以为在管治上不需要重大改变，就可以比较安稳地进行“殖民”。

港英政府的管治变得相对开明，也更关注劳工、基层的状况，改进了在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部分政策。当然，他们也对香港可能出现的反“殖民地”情绪与相关行动更加警惕，担心香港再一次出现像“六七事件”这么大规模挑战“殖民地”管治的行动出现。

记者：以往每次谈及香港市民对中共的印象，不是这个负面就是那点不好，这印象多少有波动的吧？这百年来港人对中共情感如何波动起伏，能否帮梳理下？

刘兆佳：肯定有，只不过没有人记录得那么清楚。譬如国共内战期间有不少人支持共产党，因为对国民党实在太失望了；再比如改革开放期间，大家也对中国日后的走向有新的期盼；到今时今日，中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甚至引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担忧，这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和支持。

回归前、回归后中央也为香港做了不少好事，当香港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央提供协助，让香港明显看到中共对香港的支持及善意。回归前最重要的是东深供水工程，以及内地在农副食品及生产原料方面对香港稳定的供应；回归之后，帮助香港度过金融危机以及内地到香港投资、内地市场对香港开放，这些都改善了港人对中共的态度。

从中央采取“一国两制”方针政策，让香港在脱离英国管治之后仍可以保持繁荣稳定及原有的生活方式，到近一两年中央拨乱反正，让香港的社会秩序恢复稳定和“一国两制”得以行之久远，这些也都让部分港人对中共产生好感。

考虑到不小比例的港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共、抗共、拒共的情绪，因此塑造好感的过程并不容易，需要以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方式推进。

记者：之前在香港社会中，中共和中共党员身份算是比较敏感的标签，如果有同事或领导被怀疑是中共党员，会引来不少舆论讨论，比如据我了解，有位港中大前校长就曾因被怀疑为中共党员而遭受一些反对派人士攻击。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对中共的认识为什么会在较长时期内仍处于负面状态？

刘兆佳：因为中共知道港人对共产党一直比较敏感，甚至“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也是一个敏感词语，所以中共在回归前承诺不在香港公开活动。也因此，回归后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做多少事来改变港人对中共的认识和态度，更不要说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一方面，这类事太敏感，容易引起政治纠纷，搞不好的话还会引发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政治上未必有这样的需要。

如邓小平所说，他知道香港有不少人对共产党有意见，所以才搞了“一国两制”出来，让那些所谓的反共人士可以在香港安身立命。即使你对中共有什么意见，只要不做任何试图推翻中共领导地位的事情，不把香港当成颠覆中共政权的基地，大家可以相安无事。

中央政府、中共不去行动，特区政府哪里敢做？尤其是如果特区政府做的事情让民众觉得它是支持、认同中共的，它马上就会面对一个难以有效管治的局面，社会上会出现很多反对它的声音和行动。

中共、中央、特区政府都不做了，思想基地就拱手让给了那些西方势力及在香港存在已久的反共势力。在政府内部也好，在教育体制、媒体也好，宗教组织也好，乃至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里，反共势力变成了主流力量，导致我们年轻一代受到反共思想的严重影响。即使在政府内部也有不少公务员和官员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学校老师、媒体从业者及西方宗教力量更是如此，整个思想阵地都被别人占领了。

这些反共势力不断利用他们在思想阵地上的主导地位，不断利用港人反共、恐共、拒共的情绪去挑战特区政府的管治、挑战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诠释，甚至试图将香港变成一个内外敌对势力可以用来挑战中共在内地领导地位的所谓颠覆基地、渗透基地。

记者：您在近来的一个讲座里提到，在“一国两制”下港人须负起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维护共产政权及内地社会主义体制的安全亦是重要。前者是必须的，对于后者，港人如何做到？如今对港人的要求应该更高吧？而不再是只需不让香港成为颠覆政权的基地。

刘兆佳：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特别是香港在回归后经历这么多的政治斗争和动乱暴乱，现在有一些问题已无可回避，因此一定要将这些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才有利于以后“一国两制”的实行，才有利于香港与自己的国家、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的发展。

第一，香港已回归中国，已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也就是不能将香港看成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第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中央在香港也拥有全面管治权。也就是说，香港的管治不能单纯由特区政府去处理，中央也有权力和责任参与管治。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的执政党，只不过对于香港，是用另一种方式——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来管理，而不是由其直接治理；中国共产党要负起香港是否能够有效管治及是否稳定的最后责任，亦有责任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准确地实施。

第四，“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不能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不能成为颠覆基地，不能成为西方对付中国的棋子。在国家安全当中，首要的是政权安全，任何试图改变中共领导的行动都是违反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

第五，你要将香港和中共看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行。因为“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共制定出来的，而“一国两制”既符合香港利益，又符合新中国的利益，所以如果中共的领导地位出现了问题，“一国两制”也难以维持下去。

第六，回看过去一百年，特别是中共建国之后，中国政府一向是以支持、照顾、包容、体恤的态度对待香港的。不管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反而不断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去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加上另外一点，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捍卫者，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之下，香港的确需要支持和配合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让“一国两制”不会被外部势力用来做一些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要讲清楚，特别是要讲清中国共产党和香港的关系。以前很多人都不敢提这个问题，导致一些人不断挑拨离间，甚至不断在香港制造强化反共、恐共、疑共意识，将香港和中共塑造成利益对立者。如此一来，“一国两制”怎么维持得下去？

记者：说到公开说清关系，6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一个好的开端？即我们开始更直白、直接地向香港社会传达有关内地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信息。

刘兆佳：在香港公开讨论中国共产党和香港的关系，这是第一次，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相信中共在香港没有明显存在感的情况会慢慢改变。既然要改变香港人对中共的错误认识或反对情绪，最好是由中共自己介绍自己，不需要假手于他人。过去有关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承诺，今天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更不利“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

中共应该自己讲解这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究竟对香港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讲清楚在“一国两制”下，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怎么符合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讲清楚近几年它所做的事是为了挽救“一国两制”，将“一国两制”的运行重新纳入邓小平所定下的正确轨道，让“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而非放弃或扭曲“一国两制”。

坦白说，以前有些事情想说得坦坦白白、清清楚楚，但很多时候中央会顾虑这是否会引起反对派的攻击，或者担心被人扭曲了本意，引起社会上的恐惧。我看今时今日，既然要拨乱反正，有些事情就要斩钉截铁地说清楚。

反对派如今已开始溃不成军、偃旗息鼓，其话语权已经大幅剥落，中共更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有利条件，将以前很少说或者说得不够清楚的事情坦坦白白地说出来。也就是说，在拨乱反正的重要环节夺取话语权——话语权长期以来被反对派及西方势力所掌控，现在就是重夺话语权的时候了。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香港目前党派众多，面对各个党派——或者说不同群体——的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中央如何做党派工作？6月25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发布，着重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创设对于香港各党派工作有没有什么借鉴？

刘兆佳：我预测过香港以后的管治形态。以前是靠特区政府单打独斗，但它既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又对西方势力和反对势力过度恐惧和某种程度的“认同”，表现得过度懦弱。以后有可能转变为中央领导下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共同参与这么一种三方合作的管治形态。内地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协商制度放到香港，就变成中央领导下的中央、特区政府与爱国力量的合作制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区政府要特别加强与爱国力量之间的协作，而特区的主要官员也要是爱国力量的中坚分子。爱国力量则需要进一步扩充，提升政治能力，包罗更多不同类型的组织和人才，让爱国阵营在社会上能更具代表性以及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需要更加积极运用全面管治权，以推动香港的有效管治及发展与改革工作。

加强与特区政府、爱国力量里不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这性质和精神与内地的多党合作制多少有些相似，都讲求合作、协商、共同进退、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