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率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在印度人民院（下院）大选中大胜上台执政以来，被认为是印度教右翼“母体”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日益受到关注。今年10月15日，RSS“最高领袖”（Sarsanghchalak）莫汉·帕格瓦特发表一年一度的“十胜节讲话”，这也是RSS最重要的年度政策宣示。

在今年的讲话中，帕格瓦特一方面再次以长段发言强调少数教派与印度教社群同属一个文明，有共同的祖先，还专门列举了哈桑·梅瓦蒂（Hasan Khan Mewati）、哈基姆·苏尔（Hakim Khan Sur）、阿什法库拉·汗（Ashfaqullah Khan）等南亚穆斯林历史人物作为“模范”；另一方面，他也就“人口问题”发表看法，呼应了印度教右翼近日“爱情圣战”（Love Jihad，指控穆斯林男性致力于勾引其他族群女性，以扩张其教派势力）等针对穆斯林的教派主义煽动。在同一次讲话中出现的鲜明对比引起了一些印媒的关注。事实上这种对比隐含着政治印度教右翼既有动员路径与印度国家治理需要的碰撞。

介入矛盾、煽动对立：印度教右翼扩张势力的“法宝”

印度教右翼政治动员的核心逻辑是介入矛盾并煽动对立情绪，近日来印度国内政治的两个热点事件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首先是发生在阿萨姆邦达朗县（Darrang district）西帕哲哈尔镇（Sipajhar town）的恶性暴力事件。9月23日，一群印度武装警察在试图驱逐“非法移民”的过程中开枪射杀了两名农民。特别是当时一名随军警记者对遇难农民施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引发广泛舆论谴责。

这一暴力事件的根源是当地阿萨姆“本地人”与主要是孟加拉裔的“非法移民”之间的矛盾。西帕哲哈尔镇位于阿萨姆邦中部，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很类似埃及的尼罗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年复一年的涨落带来了肥沃的土壤，支撑起了当地的种植业，然而河水定期泛滥与水利设施的缺乏相结合，也使当地地貌变动不定。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者推行了确定土地所有权以保证土地税收入的政策。然而，当地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地貌改变使得固定的“土地所有权”难以维系，这也使 “本地人”与自殖民时期迁入的孟加拉裔经常因土地问题产生纠纷。

双方的矛盾随着西帕哲哈尔镇日益卷入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日益升温。在20世纪80年代阿萨姆邦动乱期间，该地就是热点区域之一。不过，这一轮动乱的主要参与者是城市中产阶级，农村地区受冲击较小。然而自1991年印度启动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随着当地经济进一步卷入市场，农村社会被卷入族群对立的程度急剧攀升。当地人接受印媒采访时，特别提到了玉米作为新引入的经济作物的影响。由于玉米需要的人力投入小，经济回报又非常丰厚，这增加了“本地人”驱逐孟加拉裔并占有其土地的渴望。政治印度教右翼正是在这个节点进入，并通过将当地矛盾整编入其“驱赶整个阿萨姆邦孟加拉穆斯林非法移民”的叙事中，获得政治利益的。

2016年，印人党首次在阿萨姆邦胜选上台执政。今年，印人党政府再次在阿邦选举胜选上台，随即公布了新一轮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仅在西帕哲哈尔镇就计划将孟加拉裔从约77000比加（约10300公顷）土地上驱逐出去。

西帕哲哈尔镇的案例生动展示了殖民者的法权结构如何埋下了当地的矛盾，而在资本主义深入发展释放出贪欲的作用下，这种矛盾又是如何升温的。

近日印度国内政治另一个热点，即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毒品-爱情圣战”骚动则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不均衡发展导致矛盾升级的范例。

9月下旬，喀拉拉邦一位叙利亚-马拉巴尔天主教教会（Syro-Malabar Catholic Bishop）大主教一段布道录音传出，他声称当地穆斯林正在对其他群体发动“毒品-爱情圣战”（Narcotics Jihad，指控穆斯林男性不止通过爱情，还以毒品为工具勾引其他族群妇女），这也被认为是当地高级宗教领导人历史上首次公开发表“仇恨演说”。

伊斯兰教传入喀拉拉邦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相关研究显示，其主要途径是和平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喀拉拉邦一带也历来是多族群杂居，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当地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分别占比约54.7%、26.5%、18.3%，几百年来相安无事。

那又是什么导致了当地矛盾的升温？很多印媒分析都指向了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9·11事件”以来，美西方推动的全球“伊斯兰恐惧症”带来冲击，这对当地基督教社群的影响尤其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不均衡发展，使叙利亚教会感到了“威胁”。

传统上，叙利亚教会社群在喀邦居于政治经济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属于这个教派的基督徒也被认为源于南布迪里（Namboodiri）婆罗门种姓。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喀邦穆斯林到海湾石油富国打工，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使喀邦穆斯林企业家群体不断兴起，进而增加了穆斯林群体在喀邦的政治话语权。叙利亚教会与印度教右翼在此背景下接近。而在叙利亚派主教“仇恨言论”事件后，全国范围内的印度教右翼也很快给与声援，喀邦也掀起了叙利亚派基督徒对穆斯林企业的抵制浪潮乃至发生打砸事件。

搞事情还是解决问题？印度教右翼扩张 “极限”凸显

以上两个案例正是印度教右翼快速扩张路径的生动写照。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深入，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日益凸显，印度社会也日益受到源自外部的经济危机、文化冲突等的影响。在印度社会教派、种姓、族裔高度多元的语境下，社会矛盾往往反映为各社群之间对立情绪的升级。

以灵活方式介入各个矛盾冲突，并将其“整编入”印度教右翼的宏大叙述之中，标记出“身边的敌人”进而煽动对立情绪，正是政治印度教势力扩张的法宝利器。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自1991年经济改革启动以来，印度教右翼的势力能够不断摆脱“边缘”身份，逐渐走向政治舞台中央。

然而 ，印度社会的特性，也使得有效治理离不开各个社群的协调与合作。很显然，印度教右翼的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很早就开启了理论上的探索，试图转向文化民族主义。RSS“最高领袖”莫汉·帕格瓦特在今年十胜节演讲中有关印穆同宗的说辞，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体现了这个组织在意识形态理论工作方面长期、一贯的努力，即试图以文化民族主义整合印度社会。

这也不是帕格瓦特首次发出“亲善穆斯林”的言论，7月4日他就曾声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者其实没有差异，是一体的。所有印度人都有相同的DNA，无论属于什么教派”。然而，帕格瓦特呼应印度教右翼内教派主义煽动的有关“人口问题”讲话，也凸显了印度教右翼政治动员与扩张的既有路径与印度社会治理需求的碰撞。

随着印度教右翼从边缘不断走向政治舞台中央，其政治动员开启的持续“内战”状态与治理所需要的和谐安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以印度教右翼主要针对的穆斯林为例，这个群体在印度达到近两亿之众，占印度总人口的约14%。在与如此庞大的族群进行持续不断“内战”的状况下，印度又该如何实现发展与治理呢？况且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都“转化”为族群、教派间的对立，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以上文西帕哲哈尔镇为例，综合各个印媒报道可以看出，当地水利设施短板凸显，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革不适宜当地情况的法律所有权结构明显是更长远的问题解决之道。选择“拉一打一”、放大对立情绪来获取政治利益则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然而， 政治印度教右翼事实上在激进化道路上已经“积重难返”，其内部激进势力已经“尾大不掉”，激进化程度也不断升级。以印人党为例，在20世纪80—90年代，尚是瓦杰帕伊等“温和派”占领导地位；2014年，激进派的莫迪当选印度总理；2017年，出身印度教寺庙住持的约吉·阿迪蒂亚纳特成为北方邦首席部长，标志着印人党的激进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对印人党和整个印度教右翼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在印度教右翼政治光谱中，VHP无疑代表着最保守、最激进的派别，其掌握着印度北部的印度教寺庙网络。在2018年年底一轮地方选举中，正是VHP的抵制，使印人党在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失去政权。今年3月，印人党在北阿坎德邦的首席部长又因为VHP的抵制而被撤换。帕格瓦特7月发表有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DNA相同”的言论后，也遭到了VHP势力的公开反对。与VHP关系紧密的激进右翼政客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例如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就是当下印度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被认为在印度教右翼内地位仅次于总理莫迪、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和RSS“最高领袖”帕格瓦特。

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右翼已经深刻改变了印度的政治生态，使之进一步极化、右倾化。然而，印度教右翼扩张的“极限”也日益凸显。

一方面，印度教右翼自身不断激进化的主张已经越来越不能包容印度多元、多样化的社会现实。例如今年5月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选举中遭遇惨败，“文化冲突”就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孟加拉社会喜欢吃鱼，而激进印度教右翼则试图强推素食。再比如当下印度教右翼主张寺庙由独立教会管理，这就与印度南部达罗毗荼社会悠久的寺庙国有化传统相悖。

另一方面，印度教右翼介入矛盾而不聚焦问题的做法，不仅破坏了社会和谐稳定，还使得社会无法聚焦真正的问题。这方面的影响也同样外溢到了印度外交政策领域。例如，在阿富汗出现重大变局的当下，印度就由于其国内激进的反穆政策而失去了外交灵活性，在阿富汗问题上陷入空前的被动。

对华关系也是鲜明例证。10月10日，中印第十三轮军长级会谈无果而终，11日凌晨西部战区发表声明，指出，“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仍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

从印度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正是印度教右翼势力长期“坚持不懈”地反华宣传，使其在反华问题上已经骑虎难下。当下，能源、化肥与粮食价格暴涨，印度国内通货膨胀不断攀升、经济复苏遭遇疫情重大打击，而阿富汗-克什米尔-旁遮普一线安全压力又不断攀升。在这种背景下，印方还持续对华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在中印边界投入大量本可用于国内发展的资源，陷入一场很可能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些都可以说是印度教右翼政治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视频座谈会上指出的，中印和睦相处、携手合作，不仅事关世界五分之二人口的未来和福祉，也对亚洲乃至全球具有重要意义。印度方面有必要做出改变，与中国一道携手努力，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