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改善安徽人口结构的“药方”。

安徽合肥。图/unsplash

近期，安徽省司法厅印发《关于征询社会公众对<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下称“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一段话引发关注：

我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人口形势极为严峻”，确实不假。对于一个户籍人口7000多万的省份来说，安徽一年出生的人口只有五六十万，确实有点少。纵向比，安徽省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仅相当于近十年来最高值（2017年）的一半左右。

同为中部省份，江西、山西、湖北和河南近十年来的出生人口数均相对稳定，即便湖南的出生人口数波动幅度较大，但也没有出现最低值是最高值约一半的现象。

安徽人，为什么不愿意生了？

外出务工影响生育意愿

安徽是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

在最近20年中，安徽省的外出打工人口迅速增加，至2012年达最高值后呈缓慢下降趋势。即便如此，2019年安徽的净流出人口也有753.5万人，是2003年的3倍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未公布2020年该数据）。

这么多安徽人去了哪里？他们主要是去了长三角。安徽与江苏、浙江为邻。不过，从安徽流出人数上看，去向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其次是宁波，然后才是南京、苏州、无锡和杭州等更近的城市。

有高校学者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上海的外地打工者中，有近三成来自安徽，这其中一半安徽人想留在上海。而在流入南京的外地打工者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安徽，其中四成多的人想要留在南京。

为什么安徽人愿意到长三角去打工？因为江浙沪经济发达，安徽相对经济落后，相差的水平还比较大。

纵向来看，安徽GDP从2001年的3290.1亿元迅速增加至2020年的38680.6亿元，经济规模增加了10倍多。常住人口人均GDP也从5199.27元迅速增加至2020年的63382.77元，增加了11倍多。

图/新京智库制图 数据来源：新京智库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但横向来看，安徽常住人口人均GDP始终不及全国人均GDP。从2001年2317元的差距逐渐扩大到2018年峰值的17068元。随后两年的差距迅速缩小，至2020年仍有8582元的差距。

与上海相比，这差距更为明显。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已达3.46万元，是安徽的近7倍，到2020年这一差距有所缩小。上海常住人口人均GDP也是安徽的2倍多。虽然安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上海居民的一半，但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是上海的三分之一左右。

列车从安徽省全椒县稻田旁奔驰而过。新华社记者 沈果 摄

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安徽净流出人口在2010年-2019年一直占全省户籍人口的一成以上，这还不包括省内流动人口。

安徽省内也存在农村人口或者经济落后地区人口向省会城市合肥等相对发达城市流动的现象。以合肥为例，合肥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非合肥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数达444.2万人（可能包含少量周边省份，如河南的流动人口），这几乎是合肥常住人口的一半（47.4%）。

图/新京智库制图 数据来源：新京智库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也就是说，对于安徽这样一个六七千万人口的省份来说，最近十年每年省内外的流动人口可能是千万级。

而在流动人口中，安徽籍妇女的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女性在家庭中更多承担起“主内”的责任，“导致她们在考虑外出时不得不考虑生儿育女带来的阻碍”（《南方人口》2015年第1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梁海艳博士著《流动人口的返乡与外出意愿研究——基于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六省份数据的分析》）。外出务工女性更多选择了生育一胎或者不生育。

图/新京智库制图 数据来源：新京智库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十多年前，安徽还不是这样。

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原所长郭志仪教授曾对安徽省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7年以前，安徽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四分之三时，安徽人“对孩子的数量需求远远高于质量需求，导致意愿多育，且意愿生育间隔很短”，因为彼时“女性就业率较低，因此在孩子成长初期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很低”。

“二孩”政策实施后，安徽人口出生率没能扭转

2010年至2019年期间，安徽省常住人口人均GDP从2万元逐年向6万元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近一倍（2010年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未公布）。但人口出生率却在这期间有6年同比下降。

这可能与计划生育政策发挥的作用以及惯性等因素有关。

安徽是严格执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省份之一。

长期的一孩政策对安徽的人口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控制作用。中安在线2010年9月19日的一篇报道显示，“自1980年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安徽省30年累计少出生人口2100万人”。

受政策惯性，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人们生育观念变化等影响，安徽省的人口出生率在“二孩”政策实施后没有得到扭转，出生人口在连续增加两年后，2018年即掉头下滑，从2017年的14.07‰下滑至12.41‰，2019年再下降至12.03‰。

发展是改善安徽人口年龄结构的“药方”

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这可能严重制约安徽未来的发展。所以，如何解决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摆上了桌面。

2016年1月，安徽原卫生计划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即指出，安徽省老龄化步伐不断加快，一是生育水平下降，少儿组人口减少，比重大幅度下降；二是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加大；三是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较大。预计今后安徽省老年抚养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为1146.92万人，占18.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915.94万人，占15.01%。这意味着安徽省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中部六省中，深度老龄化率最高。

发展，是改善安徽人口年龄结构的“药方”。

在此方面，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是个值得参考的对象。

四川与安徽一样，过去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但这种局面近年来随着四川等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正在逐渐得到改变。

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四川省跨省流入人口为259万人，十年来跨省流入人口增加146.1万人。

对于安徽来说，除了大力发展省会合肥，还需支持省内其他城市的大力发展。如人口大市阜阳、滁州和安庆等长江沿线城市。

阜阳是安徽的人口第二大市，常住人口有800多万，但人均GDP却只有34209元，约为安徽一半的水平。这与其人口、面积、资源禀赋等都不对应。

随着郑阜高铁的开通，阜阳与合肥、郑州等特大城市的时空距离缩短，这是有利于阜阳经济发展的条件。

只有经济发展好了，阜阳一百多万的流动人口才可能有一些人愿意在家乡安顿下来。

服务型机器人。图/unsplash

安徽有自己独特的产业优势，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相关产业方面就可圈可点。

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关联产业，在未来的想象空间非常大。

经济水平提高了，地方也有更多财力做好各项社会服务。比如提高教育服务能力和设施、配套投入更好的医疗资源、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如医保、养老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