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女子三人篮球项目赛场上，来自埃及的女裁判莎拉·加麦尔（Sara Gamal）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戴头巾担任篮球比赛裁判的穆斯林女性。

“当你不仅是代表自己，还代表着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时候，真是一个巨大的责任。”32岁的莎拉经历了从球员到裁判的身份转型，赛场之外还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成为奥运会上“斜杠女性”的一抹缩影。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IOC）致力于在赛场内外推动性别平等。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中，东京奥组委女性理事人数大幅增加、开幕式上各国标配男女旗手、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高达49%，这些变化似乎都预示着“性别平权”的时代新潮已经涌进了奥运赛场。

东京奥组委声称，这是首届性别平等的奥运盛会。然而，目光回到真实的体育竞技场，女性运动员们依然面临着性别带来的压力与困扰：着装规则、颜值偏见、肖像滥用……此外，跨性别运动员的出现也在冲击着奥林匹克文化多元化的边界。

突破着装束缚

在7月25日的东京奥运资格赛上，德国女子体操队穿着覆盖腿部的全身式体操服上阵，在一众穿着露腿体操服的女运动员当中显得格外瞩目。“我们想表明，每个女性、每个人，都应该决定自己穿什么。”德国队员伊丽莎白·塞茨对媒体说道。

7月25日，日本，2020东京奥运会体操赛况，德国女子体操队比赛中。视觉中国 图

根据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规定，选手可以在比赛中穿着长袖、半袖或使用腿部遮盖物，只要颜色与紧身衣相匹配即可。但迄今为止，几乎只有运动员出于宗教原因穿着遮盖腿部的体操服。德国是首个打破女性体操着装惯例的国家。

德国体操联合会在今年4月首次推出全身式体操服时表示，他们反对体操界“性化”（sexualization）女性选手。之所以有这样的抗议，是因为女子体操这项运动遭受过性虐待的冲击。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劳伦斯·纳萨尔多年来以检查或医疗为借口，性侵156名女性，包括奥运全能冠军西蒙•拜尔斯。纳萨尔2018年被判入狱40－150年。

德国女子体操选手的“一小步”试图为女运动员创设一个更加包容的空间，但这并不容易。就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几天，沙滩手球欧洲锦标赛铜牌争夺战中，挪威女队身穿短裤而非规定的比基尼出赛，被罚款1500欧元（约合人民币11459元）。欧洲手球协会纪律委员会给出的处罚原因是“着装不当”。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挪威沙滩手球队的队员们抱怨说，比基尼泳裤“过度性感且不舒服”。不少人喊话支持女运动员们：“如果男性沙滩手球运动员可以穿宽松的背心和长到膝盖的短裤，为什么女性不能穿类似的衣服呢？”

女性运动员着装保守引热议，而着装“大胆”也被指手画脚。在本月的英国田径锦标赛上，两届残奥会世界冠军奥利维亚·布林（Olivia Breen）被赛会官员告知她的运动短裤“太短且不当”。随后布林向英国田径协会提出正式投诉，并表示将以同样的装束参加东京残奥会。

问题真的出在“比基尼”或是“普通短裤”吗？以色列人气妈妈博主托瓦·利（Tova Leigh）对BBC表示，问题关键在于“女性的身体仍然被物化为男性服务，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对她们指手画脚和提出要求”。

当女运动员的外表被过度关注

不可否认，奥林匹克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具有政治性的。1968年，黑人选手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领奖台上高举拳头，抗议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创造了历史。

体育界有关性别、种族和宗教歧视有关的讨论延烧至今，性别则是此次东京奥运会上备受关注的话题，媒体报道和电视直播也察觉到了这一动向。奥林匹克广播服务(OBS)首席执行官伊安尼斯·埃克萨乔斯26日表示，“观众们将不会在我们的报道中看到一些我们过去一直看到的东西，包括女性身体部分的特写”。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塔克女性体育研究中心负责人玛丽·乔·凯恩（Mary Jo Kane）撰文指出，一直以来，在体育赛事的转播中，女性运动员画面较多是为了凸显“她们的性魅力”而不是“运动能力”。

以日本为例，女运动员外表被过度利用的情况屡见不鲜。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称，从去年8月起，已经有多名女性运动员因比赛时的照片和视频被滥用，向日本田径协会（JAAF）提出控诉。

东京奥运性别平权督导(gender equality monitor)、前日本游泳选手井本直步子(Naoko Imoto)26日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在日本，许多报道仍然对女运动员秉持偏见，过多谈论女运动员的长相。”

在此前的一场高尔夫比赛期间，日本媒体报道女选手涉野日向子和男选手松山英树的方式就很不一样。井本直步子指出，日媒频频曝光涉野日向子的私生活，还讨论她的笑容，松山英树却完全没有相关报道。

众所周知，日本社会中女性地位长久得不到提升，该国希望借东京奥运会之机推进性别平等。冈山大学保健学研究科教授、LGBTQ研究者中塚干也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东京奥运会筹备阶段，日本就在有意识地推进LGBTQ领域的改革，不仅在体育界，还涉及日本公民的基础认知、儿童教育等方面。

日本顺天堂大学教授小笠原悦子26日在接受日本《宮崎日日新聞》时表示，“在‘性别平权’的大潮中，日本体育界其实是被推着向前走的。”虽然也有人批判东京奥运会上的种种举措是“走过场”，但女性逐渐被赋权的现实是不容忽视的，日本体育界再也回不到男性主导的时代了。

对于日本两性平等运动的未来，中塚干也则持悲观态度，“由于新冠疫情吸引了过多注意力，性别话题很难形成全民讨论的氛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将很快被淡忘。”

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后果”

奥运赛场上的性别话题往往集中在女性身上，而今年参加举重比赛的跨性别选手让人们关注到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跨性别运动员。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别的比赛中，今年43岁的新西兰选手劳德尔-哈伯德将参赛，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跨性别运动员。据路透社报道，哈伯德在2013年之前一直是名男性，曾获新西兰男子举重冠军。但在35岁那年，他选择改变自己的性别。有体育评论员称之为“女子运动的灾难”。

根据国际奥委会2015年更新的参赛指南，跨性别运动员的雄性激素符合一定要求之后，就可以参加女子项目的比赛。哈伯德常年接受激素治疗，但没有进行变性手术，仍然符合上述标准，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资格。

跨性别运动员的准入标准和竞技优势引发广泛争议。事实上 IOC为了遵循《奥林匹克宪章》中“禁止任何基于性别的歧视”，早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就给予性别重置运动员参赛资格，但必须遵照《斯德哥尔摩共识》所规定的条件：完成外科解剖学上的改变，包括外生殖器的改变和性腺切除；重置后的性别由官方当局给予法律认可；用于性别重置的激素治疗应以可核查的方式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随着全球各界逐渐重视LGBTQ群体的权益，IOC于2015年更新规则，性别重置运动员的准入标准中去除了“外科解剖学上的改变”，但要求参加女子项目的运动员的血清睾酮浓度在参赛前的12个月内以及赛中不超过每升10纳摩尔。

一般情况下，成年男性分泌睾酮的分量是成年女性的20倍，这是目前已知的影响运动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体育组织对跨性别女运动员的血清睾酮浓度要求不一，例如世界田径协会规定一年内低于每升5纳摩尔才可参赛。

跨性别女性运动员一定比普通女性运动员更具竞技优势吗？拉夫堡大学科研团队今年3月在《英国运动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指出，跨性别女性的竞技优势并不普遍存在于每个运动项目，她们在耐力运动上会表现得较为突出，但她们同样也有劣势，更大的块头会在速度、恢复力等方面落后于女性。

拉夫堡大学科研团队认为，“我们应该允许跨性别人士在体育方面拥有优势，但不允许压倒性优势，底线是跨性别女性和普通女性之间可以进行有意义的竞争。”

非营利性网络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称，许多媒体和网民用歧视性语言描述哈伯德事件，甚至将跨性别运动员定义为“骗子”。此类叙述往往是基于恐惧和错误信息，而非出于同情和好奇，更缺乏充分的证据。

哈伯德参赛引发的争议已不局限于生理科学的领域，也涉及性别政治的讨论，而外界充满情绪化和两极分化的声音将不可避免地给跨性别运动员和跨性别社群带来影响。可悲的是，这场辩论中最缺乏的是来自哈伯德自己的观点。国际奥委会原本想通过批准哈伯德参赛来推广包容多元的理念，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