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调查记者在社交媒体指出，参加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可能是最初引发疫情的“0号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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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四个美国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时间拨回到2019年2月，美国疾控中心（CDC）公布了2019年年度预算。整体看，2019年美国疾控中心预算缩减了9.4亿美元，但是，预算当中，一项名为“流感规划与应对”的项目，2019年预算增速却达到了2018年的1.5倍，增幅显著。要知道，这项预算多年来变动不大。在CDC2017年的年度预算中，该项预算较2016年更是零增长。

整体预算下降，为何一项关于流感应对的项目预算增加？流感每年都会有，为什么偏偏要在2019年大幅增加相关预算？随后发生的一切，仿佛都落入CDC未雨绸缪的算盘中。

往年流感季，美国的感染人数通常在12月左右开始上升。高峰则在冬末春初。然而2019年，美国的流感暴发比过去15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早，12月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不止如此，2019年12月单月的流感病例数更是达到了近16年以来的最高点。不仅暴发时间早，感染人数也大幅上升。

随后，美国还出现了病因未明的电子烟肺炎和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应对这场不寻常的流感和莫名出现的疾病，CDC在2月份就“料事如神”地增加应对的预算，这不得不令人称奇。

CDC果真如此未卜先知么？

就在美国这些电子烟肺炎、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出现的期间，CDC还干了一件事——关闭了位于这些疾病集中出现区域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先来看看CDC给出的理由，“没有足够的系统来净化废水”。而从2018年5月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场被暴雨摧毁，到2019年关停，中间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那些含有生化污染物的废水，流向了哪里？废水中到底又有什么？CDC又为何在2018年事故发生整整一年后才关停实验室？

这些疑问，CDC在公开的调查报告中要么涂掉，要么并未提及。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调查报告

真相到底是什么？

虽然德特里克堡是由美国CDC下令关停的，但从机构设置上来说，德特里克堡是美国国防部（DOD）下属的陆军实验室。实验室遭到直接关停，国防部又在做什么？

在德特里克堡关闭前夕，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5月份发布了一项招标计划。

美国国防部这项名称叫做SBIR（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是美国军方通过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招标，来进行或辅助某些前沿研究的渠道。往年，国防部SBIR招标计划中，生化相关项目一般在4个以内，2019年却极速增长到7个。

仔细研究这个招标计划表每年生化项目的研究重点，就会发现不同于往年偏重基础、机制的研究，从18年开始，项目开始聚焦于生化防护设备，而19年生化相关的项目不仅数量突增，7个项目全都是应对生化污染、生化感染的设备或研究。

在7个项目中，这项编号CBD192-006的项目名称十分瞩目：开发治疗新型病毒的小分子制剂。

何为新型病毒？项目简介中出现了这样几个字眼：冠状病毒。这个项目的推出时间是：2019年5月2日。而当时，CDC马上要对德特里克堡开展跟踪调查。

2019年美国国防部陡然调整的

招标计划是在防备什么？

国防部推出新招标计划的同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与后来推出新冠疫苗的莫德纳公司签订了冠状病毒疫苗研究合作协议。

尽管后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澄清称，5月份达成的这份合作协议是针对另一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

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莫德纳的合作协议，其中的研究协议只有两份。一份针对的是上文提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苗，另一份则是2017年达成的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研究合作。

可中东呼吸综合征在2012年就已出现。暴发的高峰在2014年的沙特和2015年的韩国，其新增感染病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世界范围内，也并未报告持续的人际传播案例。

面对这样一个并未大规模暴发、威胁有限的病毒，美国为何要专门达成疫苗研究合作协定呢？

这项针对所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研究协议，在2020年1月，经过简单修订，直接成为了莫德纳公司与美国政府合作研究新冠疫苗的重要框架。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莫德纳公司合作的研究机构，是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巴里克实验室。

这家实验室的负责人拉尔夫·巴里克被称为“冠状病毒之父”。作为该领域的顶尖专家，巴里克与军方合作紧密。早在2003年，巴里克就曾在德特里克堡的陆军实验室成功进行了将SARS病毒人工克隆的生化实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莫德纳的这笔疫苗合约，似乎也早有准备。

早有准备的卫生部门不只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其上级部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在2019年8月，刚刚结束了一场从1月份开始的逼真式演习。

这场演习代号“赤色传染”，涉及范围覆盖了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所划分的所有10个服务区域。演习全面检验了美国在面对大流行时，从主导机构、资金来源、既定计划、行动协调、情景评估、资源存量到公众信息与风险交流的全流程应对能力。这只是美国全国卫生系统的厉兵秣马么？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再看这场演习的设定，与后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太多相似之处：

一种引发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毒，会通过国际旅行者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病毒传到美国47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发生流感大流行，但那时病毒已在全球扩散，且预计会有过亿美国人生病，数十万美国人死亡，该病毒还没有有效疫苗......

8月份，HHS主导的演习结束了，可相似的情形开始在美国现实上演。德特里克堡关停后，电子烟肺炎和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开始在美国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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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是，电子烟肺炎，连同基本同时出现的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进入2020年，都逐渐销声匿迹了。

美国卫生部门的网站，电子烟肺炎的相关资讯停留在了2020年2月，此后，再无更新。2019年的“流感”大流行也快速消散。这些疾病真的消失了吗？2020年初，美国的新冠肺炎病例开始激增。

这些都是巧合么？

我们重新梳理了一下，在2019年10月美国媒体定义的“零号病人” 出现之前，围绕病毒问题，各个机构采取的行动和巧合未免太多了。 

2月份，CDC增加应对流感的项目预算后不久，美国就暴发了不少呼吸系统疾病。这是未卜先知还是早知底细？

 

5月份，CDC对德特里克堡事故开展调查之际，一边是国防部大幅增加了用于防范生化威胁的招标项目，一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超前启动了冠状病毒疫苗的研究计划。这是不谋而合还是串通联动？

 

7月份，德特里克堡正式关闭，不久后美国就暴发了电子烟肺炎和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这是时间巧合，还是确为因果？

 

还有从1月到10月几乎贯穿2019全年的传染病演习，这些美国机构在2019年紧锣密鼓，仿佛能够预见未来地准备了一切。

然而，即便是这样周密的准备，仍旧让美国的疫情演变成了一场至今的噩梦。  

在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后，和拯救生命相比，美国的政客似乎更关注如何编排造谣、贼喊捉贼，美国全球抗疫“害群之马”的本色，无从遮掩。

正像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在备忘录提到的，美国国务院内早有警告其领导人的声音——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会打开一个“装满蠕虫的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