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挑动了中国商业与科技领域紧张神经。

自2018年起，美国以各类理由开始对中国发起贸易战，2019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将华为、大疆创新、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纳入“实体名单”，限制企业向此类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

紧随其后的是各类企业风声鹤唳，从谷歌、ARM断供华为到科学研究组织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移除华为审稿人资格，华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未来或将面临关键零件缺失，尽管华为表示将全力保障用户产品与服务，但此次制裁还是引发了中国产学研各界思考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解决关键技术节点不被“卡脖子”的问题。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样科技人才、先进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为何面临技术封锁后仍会出现短期危机？为此成立于2010年的科学英雄（北京培宏望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石戈夫在接受亿欧企业服务频道采访时解释道，其核心本质并不在于中国缺乏技术，而是缺乏体系化，规模化的由单纯技术向商业应用的转化路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科技成果转化。

科学技术不仅诞生于企业，在中国更诞生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于企业与高校院所在研发动因不同，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化产品的技术研发，而高校院所则更侧重于技术发展研发，在各自发展中存在明显鸿沟，进而在过去产学研无法在技术转化上形成有效流转。

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先后颁布“联邦技术转移法案”、“12591号行政命令”和“国家技术转让竞争法”，为联邦实验室向企业实施技术转让和商业化提供了系统化的法律依据。其后美国颁布著名的《拜杜法案》，法案规定：在美国，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大致是 “一分为三”，约1/3归学校或公司，约1/3归研发团队，约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这一法案致力推动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通过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激励了科研链条每一环节，促进“科技”向“成果”转化。凭借该法案，美国建立了丰富的大学科技转化办公室、孵化器、科学园，这措施也极大推动了美国科技商业发展。

石戈夫对亿欧表示，欧美国家的模式主要是以大学院所或技术性企业通过卖技术方案或者技术实施许可，将技术以服务的形式进行转移，将企业由产品驱动转为技术驱动，通过技术交易的方式，增加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含金量，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高校院所与企业在研发动因不同，在成果转化上高校与企业之间需要明确的中介来衔接二者，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市场向科研的投入，例如美国高校概念中心可以获得多方资金支持，依托大学知识产业的产权商业化持续获得科研基金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也希望获得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成果落地过程中得要求利益惠及机构和个人。石戈夫对亿欧表示，科学英雄做的事情类似于概念中心，对于企业的需求通过科学英雄技术转移平台由研究开发机构定制研发，从而解决了科研机构研发方向与市场不匹配的问题。

综上可以看出，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少不了：国家层面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立法、独立于高校院所和企业的成果转化机构、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流转机制。

对于中国而言，此次中美贸易危机不仅引发了中国对科研技术研发的强烈关注，更是引发中国科技成果转化这一相对冷门市场的强关注。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仍偏低。

根据教育部《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高校全年专利授权数共229458项，技术合同形式转让数仅为4803件，中国高校科技专利转化率仅为2%。根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中国市场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发达国家高的可以达到40%。放眼全球，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确实比较成功，数据显示，全美公有超过3000所高校，仅斯坦福大学平均每年公布400到500件专利，授权实现转化的约为100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曾公开表示，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仅5.2年，维持在10年以上的占比为5.5%，维持5年以下的占比接近62.4%，有效维持时间多在第2-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专利成果并没有进行转化。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目前正在不断完善相关立法。2007年中国颁布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将科研成果所有权由国家所有转为单位所有，但还未惠及发明人，进而造成科研市场转化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2010年，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关村先行先试，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对于部分技术可以自行处置市场化，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开始进入市场与研究双驱动发展时代。特别是国家对发明专利的放权，个人在成果转化的收益占比持续提升，创造了技术向市场化驱动的强大动机。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果促进科技成果转换法》，2019年北京市也宣布拟设专项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并发布《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从成果权益、转化实施、政府支持与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明确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办法。

对比之下，中国的转换动能开始逐步增加。石戈夫指出，传统科学技术转化并未惠及个人，从个人到单位推进成果转化积极性都不高；随着国家政策逐步放开单位到个人技术转让、成果转化等，一些个人也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收益，进而高校也开始有意识寻求机构进行成果转化。

但是从现在发展来看，还存在着政府政策干预过多、各省市政策不一等一系列亟待解决地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包含北京、江苏、内蒙古、山东、武汉、青岛在内的6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制定了地方技术转移或成果转化服务标准，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政策制定直接刺激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

尽管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主要阵地，在科技成果产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受限于高校机构属性、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条件，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来看，主要在于独立的中介机构广泛缺失与合理转化机制的待完善。

国内的先进技术成果多诞生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实验室，在成果转化上，国内仍以单位或教授个人为主体做成果转化，单位和个人可能出现的成果转化贪腐，而中介机构则可以起到很好的管理与推进作用，特别是一家具有专门资质认证并独立于企业和高校的机构更适合开展成果转化。

北京技术市场协会与中技所从2019年5月20日起开始推行技术经纪人进场模式，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交易服务，中技所推荐了10家技术转移机构和10名优秀技术经纪人，其中科学英雄作为唯一的全牌照综合类民营技术转移机构，承担的就是对接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的纽带价值。据石戈夫介绍，科研技术交易与成果转化行业门槛很高，除了对机构本身的行业资质及牌照要求外，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全国持证技术经纪人不到300人。

科学英雄部分认证资质

目前科学英雄平台已获得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以及中关村管委会认定的首批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称号，同时也是北京科委认定的北京市技术转移研究开发机构、北京市科委技术市场认定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拥有技术转移机构资格证书等多个证书，包括石戈夫在内全公司拥有12名技术经纪人，是目前北京地区资质最多、最全也是技术经纪人数量最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公司。

解决了立法和机构资质后，最关键还是技术投入与技术转化的良性运作，也就是技术转移运作模式。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例如院校和企业每年都会投资推动成果转化、国家专项拨款以及相对成熟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公司专项基金支持，多条线路配合市场需求和科研高校，做科研成果的市场化，提供技术转移服务。

从2017年开始，科学英雄也在尝试通过累计的百万条技术交易数据，通过自建大数据算法，挖掘高校、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的科研资源、科研人才，把研发人员、技术成果、研发方向等归类收纳到公司自建的数据库中，当该技术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时，科学英雄便可以通过精准匹配推送，帮助机构“去技术库存”，同时为有创新需求的中小企业匹配高校院所的定制化研发，从而有效的匹配“供给侧”和“需求侧”，为“中国式”科技成果转化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以科学英雄服务的客户乐纯酸奶为例，在石戈夫作为真格基金Zhen talk主讲嘉宾的一次活动中，乐纯酸奶告诉石戈夫，他们有寻找更高效酸奶发酵技术的需求。于是，通过科学英雄平台，乐纯酸奶与中国农科院食品加工所进行对接，实现了相关发酵技术的商业转化，并形成了自主发明专利，也让乐纯酸奶通过技术交易实现净利润增加100万元。

据了解，目前科学英雄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利用自建的技术成果数据库，拓展三条主营业务。

一是通过挖掘企业需求，科学英雄作为项目联合开发方，通过定制研发模式为企业寻找最适合的技术开发机构；

二是帮助高校处理“技术库存”，为其寻找能将科研成果直接市场化的企业，通过技术授权或者技术实施许可，促进技术的流动性；

三是科学英雄根据自有技术交易数据库发掘市场痛点和需求，自主孵化新技术，新产品，实现成果转化收益。

未来科学英雄还将持续打造科研能力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人工智能平台，通过匹配梳理高校的研发方向与企业的市场需求，为高校提供市场真正需求的研发方向，同时为企业匹配可以满足企业需求的研发能力，从而最大化的提高科研服务的效率以及成果转化的精度及准度。

石戈夫表示，在梳理企业端与高校端需求时科学英雄发现，企业存在“潜在技术开发需求”以及“潜在技术未来发展需求”，通过大数据挖掘可以更高效准确挖掘到需求，并主动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不管是帮助高校建立研发还是主动寻求成果转化，这一方式可以大大加速成果落地，推动技术成果在市场化的转变，避免出现部分技术受制于关键链条或企业的问题。

对于价格体系石戈夫也提到，知识产权拥有独特定价体系，在高校端和企业端科学英雄将逐步搭建起有效平衡机制与交易平台，尽可能满足双方的价值认同。目前科学英雄已经服务了上千家企业与机构，包含数三十余家上市企业，及五百余家双创主体企业。涵盖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物联网、TMT、文化娱乐、科技研发、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其中不乏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农业科学院、航天科工集团、京东方集团、安硕信息、旋极信息、利德曼、智飞生物、赛升药业、老虎证券、瑞思学科英语、伊顿教育等知名企业。

科技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万亿元，达到1.14万亿元，2017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约为1.34万亿元，2018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78万亿元。按照10%左右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来算，国内科学成果转化市场就已达到万亿元规模，若将转化率提升到与发达国家持平的40%，整个市场规模或将达4-5万亿元。

谈到未来，石戈夫充满自信的对亿欧记者说到：“随着高校技术成果转化所得分配制度及高校考核标准的不断改革，中国技术转移行业及成果转化事业必将迎来新的篇章。其中，可以归纳为“三个取代”。原有单纯互联网流量模式将会逐渐被核心技术模式所取代，掌握核心技术才有可能真正掌握企业发展的命脉。同时，未来5年中国的创新创业模式将取得重大转变，随着资本逐渐趋于理性，纯粹的模式创新将被技术创新所取代。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低技术易复制产品将被高技术独创性产品所取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技术转移机构必将在此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