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案外:被遮蔽的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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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9日,江西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 ,劳荣枝案公开宣判现场。

2021年9月9日上午9时,南昌中院对劳荣枝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劳荣枝不服判决,当庭表示上诉。

案中被害人陆中明的妻子朱大红也在宣判现场,22年的等待,终于算是等来一个结果。

据此前报道,劳荣枝生于1974年,原是九江石油化工公司的小学教师。1996年至1999年,劳荣枝与男友法子英在南昌、广州、温州、南宁、合肥等地实施犯罪。他们将男子引至出租屋内,采用持枪、持刀绑架勒索、抢劫等手段劫财,共杀害7人。1999年,法子英作案过程中被抓,同年被执行死刑。劳荣枝则逃亡近二十年,于2019年在厦门落网。

从落网到庭审,劳荣枝案广受关注。然而在这桩大案背后,一些人及其被彻底改变了的人生却被遮蔽。

请假前往南昌的朱大红,理由是简单的“家里有事”。她在一家宾馆做保洁,小心地藏起自己受害者家属的角色。

她不愿被同情,她的名字和只言片语只是被偶尔提及。更少被提及的,是这个家庭被遮蔽的22年。

故事的简单版本是“一位母亲拉扯大三个孩子”,唯有当事人知道,岁月多么难熬。他们经历了命运无理的剥夺,花费漫长时间去弥合破碎的生活。

朱大红被害的丈夫,在新闻中化作“小木匠”这个代号,只有在家人和邻居的讲述里,他才变成了31岁的年轻人陆中明。

2021年1月,南方周末在合肥寻找这桩血案的痕迹,重新拼合这个遭遇无妄之灾的家庭,以及他们被喧嚣遮蔽的故事。

2021年9月9日,江西南昌,劳荣枝案开庭公告。(澎湃影像/图)

“看不到希望”的日子

2020年12月,从南昌回来,朱大红没顾得上别的。赶上圣诞和考研,宾馆的活儿干不完,往常下午五点下班,这会儿要拖到七点。

合肥零下七八度的夜晚,她乘40分钟公交车回到了家,没多久就睡着了,电话响起,她想接,一摸手机,不小心挂断,又睡过去。

这样的生活,在丈夫陆中明死后,一直这么过着。

起初到合肥时,朱大红先找了一家酒店洗餐盘,十几个小时跟水打交道,时间久了,“胳膊都感觉不对劲”。之后就是在宾馆做保洁了,一天也要工作将近12小时、有夜班,但“比上一份好一点”,一干就是十几年。

2018年,朱大红患肿瘤动了一场手术,母亲住院一个星期,花了一万多。她心疼钱,女儿陆青青心疼她——同岁的人大多可以在家休息,但朱大红“不管多冷,坚持上班,想给家里多挣一些”。

律师刘静洁看到朱大红的“坚强”,“一个农村妇女种地之余跑到城里打工,能做的只有最苦最累的工作”。

丈夫无辜被害,先是一段“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在邻居陆中爱的记忆中,当时的朱大红“人都软着了,好像不能走了”。

三个孩子分别3岁、4岁、11岁,要人照顾,她没法出去打工,仅凭几亩田地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生活的困顿与情绪的崩溃把朱大红拉入谷底。在家的那一两年,她常常低头坐着,不开电视,也不吭声,能坐一下午。

刘静洁回忆,那时她去朱大红家,看到的场景是:孩子们没有鞋穿,赤脚踩在地上。从田里挖的山芋未经清洗,脏的,连着皮吃。

儿子陆生生记得,有一年收割稻子,别人家用收割机,朱大红家只能用镰刀一把一把割,收完那天,突然下起大雨,朱大红为了不让稻谷淋湿,求人用拖拉机拉回来。

朱大红想尽办法维持生计。她先带着三个孩子回娘家待了一段时间,并将大儿子留在那里,让娘家人抚养,以此减轻负担。孩子大一些,她将二儿子与小女儿留给婆婆照顾,自己出门打工。

2021年9月9日,江西南昌,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外。(澎湃影像/图)

消失的父亲

从合肥到长丰县夏店乡怀堂村,要搭一个半小时公交车,下车再走上四五公里。朱大红和儿女偶尔回来,在这儿团聚。

这条路朱大红走了十几年。早些年没公交车,回家就借搭人家的电动三轮车。她精心计算着时间,五点前下班可以回家,六七点下班就回出租屋了。

陆青青初中时,奶奶去世,朱大红在合肥打工,怀堂村的家只剩下陆青青和陆生生两个人。在邻居眼中,他们从小独立,烧饭、上学、干农活,都是自己来。这也是陆青青对自己的要求,理由是“让妈妈安心上班”。

朱大红一个星期回来一两次,给两个孩子买好菜。那是陆青青的快乐时刻,至于带回来什么,“啥都行,什么都好吃”。

朱大红的家和邻居家连成一排,大门和窗户紧闭,木头门被一把小锁简单锁住,水泥裸露在外,地上总是潮湿。

很难界定哪里是厨房,靠墙的桌子上放着煤气灶,没有油烟机,水泥墙面被熏黑了一大片。煤气罐连着煤气灶搁在地上,左侧的水龙头孤零零悬在半空,下面没有水池。电饭煲没处放,搁在了女儿房间的书桌上。

这已经是朱大红多年努力的结果。

十几年前,刘静洁去朱大红家,见到的更加破败。墙裂了缝摇摇欲坠,依靠一段树干支撑。陆青青最深刻的记忆是,家里老鼠多,角落里一个狗洞,它们每天钻来钻去。

陆中爱记得,出事前不久,陆中明喊他一起喝酒,与他提起未来的规划。陆中明想把手上的活干了,等到春节发了钱,去买几套木匠工具,再雇几个人,把生意做大一些,多挣些钱,把家里的房屋换成结实的砖瓦房。

然而,陆中明没能给家里换上结实的房子。1999年7月22日,在合肥六安路,31岁的陆中明被突如其来的死亡选中。他被法子英骗至出租屋中杀害,以此威胁他们绑架的另一名受害者殷建华,向后者勒索钱物。

父亲从此缺席。陆生生记得与父亲的最后一面:陆中明离开时,他跑到门口,让父亲回来要“带好吃的”,陆中明应了声好。陆青青的印象更为模糊,那时,她刚刚3岁。

家是不完整的。这是陆青青上小学时最直观的感受。母亲的解释很简单,“你爸爸无辜被人杀害了。”陆中爱回忆,有一次,自己的儿子与陆生生在手机上聊天,陆生生曾感叹,过年回家,别人都有父亲,就我没有。

陆中爱比陆中明大四岁,在他印象中,陆中明从小听话、好相处,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喊他“陆老三”。陆中明的父亲早逝,十一二岁,陆中明就出来学木匠手艺,“学一门手艺总比在家干农活强”。木匠活80块钱一天,陆中明手巧,桌子、凳子,凡是农村家里用的东西他都会做。

家里有两张陆中明的照片,一张是他抱着女儿、带着两个儿子,站在春天的田野里,茂盛的油菜花蔓过了他的膝盖,将他和孩子层层围住;还有一张是在冬天,他穿着黑色毛衣站在摩托车旁,笑着,阳光一层一层打在背后墙上。

如今照片已经发黄、模糊。唯有当年刊登在报纸上、被律师收进档案里的版本依然清晰。

之后,朱大红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分担”和“维持”逐渐成为这个家庭的主题,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尽全力,把破碎的部分弥合起来。

和陆青青的聊天里,她最常提起的一句话是“帮妈妈分担一些”。上学时是干农活、烧饭,母亲情绪不好时,是多讲讲能让她开心的话。初中毕业后,他们不再念书,早早工作挣钱,每个月发了工资,给母亲一点。陆生生在备忘录里写下,“我们就是母亲的希望,母亲也是我们的希望。”

“一个女人拉扯大三个孩子的故事”一晃二十年,如今,朱大红仍然感到遗憾,“只能把他们养大,没办法培养”。

刘静洁看到朱大红的苦。曾有人问刘静洁,为什么朱大红不嫁人?刘静洁说:“她能抛下三个孩子吗?她是想靠她自己把三个孩子抚养大,没想过靠男人。

2019年12月1日,厦门筼筜路酒吧街,这里曾是劳荣枝逃亡时的落脚地。(视觉中国/图)

两个女人的扶持

2020年12月22日下午,在劳荣枝案庭审民事辩论环节,刘静洁在现场发问劳荣枝:“在你养了两条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受害者的家庭正挣扎在贫困线边缘?”

法庭之外,律师刘静洁和朱大红保持了22年联系。

漫长的岁月里,案子始终是朱大红的心结。一开始,她常跑公安局、律所,询问刘静洁案子的进展。后来案件迟迟没有动静,她跑得少了,但偶尔也来,和案子不相关的事也问刘静洁。

两个孩子初中毕业,坚持不再念书。朱大红跑去问刘静洁意见,刘静洁建议学点手艺,帮着联系学校,申请减免学费。陆生生去学汽修,陆青青学财会,等到毕业,刘静洁又帮着联系汽车修理厂的工作。

看到朱大红家的房子要倒了,刘静洁和媒体跑过好几次,联系当地政府,把房子修一修。朱大红从亲戚那儿借了钱,推倒了土屋,盖上砖房。几年后,又刷了层水泥。

之后,刘静洁又给朱大红家争取到救济。但每年三五百块的钱杯水车薪,申请手续漫长繁琐。“救急不救穷”,朱大红也要强,申请了几年之后,便不再申请,“全靠她自己”。

刘静洁见证着朱大红的“老去”。因常年劳作,朱大红“比一般人老得快”,银丝在她的发根迸溅出一片,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折进皮肤里,脸上是细密的淡斑。“她比劳荣枝大四岁,你看老那么多,同样都是女人。”

刘静洁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朱大红的情景,29岁的朱大红还很年轻,“很崩溃,很痛苦”。

之后,刘静洁为他们申请法律援助,免费代理这一案件。

朱大红租的房子离案发现场不远。她从没去过,她怕自己“回到二十年前,心更碎”。案发现场在巷子里,那个屋子空着,一直卖不出去。附近居民回忆,在当时,人们会害怕走到这里。孩子也被大人叮嘱,晚上不要到附近玩。

二十年,有些事情没能逃过时间。

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在厦门落网。朱大红平时不看新闻。那天下班回家,她一进门就被儿子拉着,“妈,我跟你讲句话”。

朱大红等着,儿子却迟迟没开口。她奇怪“怎么又不讲了”,儿子对朱大红说:“你不要难过,我爸爸当时的案子,好像现在另一个嫌疑犯已经抓到了。”

陆青青也是在报纸上了解事情的详细过程,看完之后,她泪水在眼中打转,“挺多恨的”,但冷静下来,打电话给朱大红,又是一番安慰。

看到这个消息,朱大红让儿子回家,去陆中明的坟前告诉他。隔了几天,自己也去了。

疾驰的生活带着他们向前,每日的劳作挤走了情感与回忆。唯有闲下来,回忆才像野草一样从生活的废墟里冒出来。

朱大红回忆陆中明的“好”,对孩子,照顾好了才想到自己;做工回家,陆中明会第一时间去田地里,站在朱大红眼前。在朱大红眼里,陆中明外向,“见人就笑眯眯的,连三岁小孩都不得罪”“在任何场面、任何事情上都能过关”。

两人的最后一面是家里的稻田要灌水了,陆中明离开时,和她说,“你能搞的你就搞,不能搞的,就等我回来。”

她没能等到陆中明回来。

不愿被知晓的姓名

2019年劳荣枝落网,伤痕被勾起,记者和烦恼随之而来。

许多记者找来,拿着相机拍了好一阵。“什么人到家里来,都拍。”那一段时间,朱大红的神经紧绷着。

她住大杂院,一有动静,别人都知道,左右邻居看到,来问长问短。案子三言两语说不清,解释长了,她又没时间。一些老人,讲了一遍,没记住,下回又来问。

朱大红不再讲,但议论还是钻进她的耳朵,“这么年轻,丈夫就死了”。无论同情还是瞧不起,她都不好受。

但被报道多了总有人记得。有一次,她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有人认出她来,“你是朱大红吧?”她否认。之后的采访,她不愿在出租屋中进行,坚持在合肥零下十度的冬天,搭上一个小时车去刘静洁的律所。

如今她的心态变了些。“反正当事人就面对着这事,慢慢地,认得我就认得。这也不是什么丑事,他是无辜被害了。”

朱大红坦然地出现在庭审现场。她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掉她的丈夫,以及“亲眼看看她是什么样的女人”。刘静洁说,这是朱大红心里的“一根刺”。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出庭,朱大红被浓缩成只言片语。庭审中,她哽咽地问劳荣枝,“你的心是肉长的吗?”

2021年元旦之后,朱大红放了两天假,回了一趟怀堂村的家。陆青青下班去超市买了东西带回去,朱大红在自家的田里摘了菜,学过厨的陆生生炒了几个菜。

这是陆青青记忆里,母亲少有开心的时刻。那个晚上,陆青青在社交媒体写下自己的愿望,“希望接下来的一整年大家都能简单的幸福。”

又过了8个月,朱大红一家等到了等待22年的结果,这一次,她说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陆中明的坟前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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