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阳的妇女与儿童。图源：IC Photo

文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丨 校对丨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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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地统计单位官网信息，为响应《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多地在今年下半年进行了农村青年群体的婚恋及生育调研。结果显示，农村青年的结婚率、生育率普遍较过往下降。以浙江宁波为例，当地已婚或离婚的农村青年中，育有一孩的比例为62.5%，二孩的比例为23.21%，三孩的比例为0.89%；有13.39%的受访者未生育。

“和城市里的青年已经不太愿意生育不一样，农村青年其实是愿意生孩子乃至生二孩三孩的，但是他们不敢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在数十年的乡村调研中发现，尽管仍有较为强烈的生育意愿，农村地区的青年群体往往受制于高成本的婚姻与生活模式，从而导致结婚难、少生育的状态，乃至陷入“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的境地。

杨华认为，在被广泛讨论的失衡的性别比之外，农民进城也是导致农村人口结婚率与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2021年7月，杨华在湖南农村调研。左一为杨华。受访者供图

一些农村地区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农村婚恋、生育方面的调研的？是怎么调研的？

杨华：从2007年开始，我每年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会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田野调查。在村里的时候，每天至少有两个访谈对象，上午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谈的内容很全面，政治、经济、文化都谈，同时也会听他们说很多自身家庭的情况。

新京报：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杨华：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就听说他们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那时候，要在村里说一个媳妇，必须要在村里建成一套新房子，带院子的那种，大门也要上档次，否则很难成功说媒。

我记得我在开封的农村认识一户家庭，给自家的儿子做了许多媒，请职业媒人也好，亲戚说媒也好，都不成。儿子到了28岁还未婚，在当地算非常大龄的未婚男青年。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家院子的院墙还没有砌起来，房子也是老式的房子。我调研结束后，他们家建了一栋新房，很快就门庭若市了。没多久，儿子就结婚了。

新京报：建房子这类成本通常都由男方家庭负担吗？

杨华：是的，在农村地区，适婚女性数量低于适婚男性数量，通常100个女性对应108到120个男性，男性的求偶竞争相当激烈，所以婚姻的成本也基本都由男性承担。

新京报：不久前，某地民政局为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择偶难问题，“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你怎么看待这个提议？

杨华：这是治标不治本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农村、城市都有体现，男的多、女的少，不管女青年流向哪儿，都注定会有条件相对差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

新京报：在你的调研中，农村地区年轻人的结婚渠道是什么样的，是婚姻自主，以“爱情”为主要导向还是传统的媒妁之言？

杨华：现在的多数农村地区，尤其是淮河以北的农村，主要是通过相亲结婚的。我观察到，农村的年轻人，即使出去务工了，原生家庭的文化体系也要求他回家过年时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最终进入与本地人结合的婚姻。在北方的农村，我所见的与外乡人结合的婚姻不到10%。这是一种传统婚姻观的延续，觉得找本地人靠谱，怕外来的媳妇跑掉，婚姻不稳定。

新京报：相亲这种方式，对男、女都一样吗？

杨华：女性找外地人的比例要高一些，大概在15%到20%的样子。因为女性在流出农村后，在发达地区“往上找”的成功率要大一点，毕竟在大众观念里，女性找更强势优秀的异性结婚是很正常的。男性就不一样了，通常要“下就”。那么在农村的家庭观中，就不如回老家找个本地女孩。

2021年7月，杨华在湖南农村与村民交谈。左三为杨华。受访者供图

“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新京报：在你后续的调研中，上述的结婚成本是否发生了变化？

杨华：我前不久去驻马店调研，发现目前最常见的现象是，男方要跟女方相亲的话，首先要有一辆10多万的车，并且在县城有套房子。现在县城的房子每平方米均价怎么也要六七千元，那么房子的首付、购车款加上十几万彩礼，婚姻总成本低则五六十万，高则七八十万。

一个儿子进城要六七十万，两个儿子就要一百多万。这对当地农民家庭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有些村落传出一种说法，“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

新京报：这是传统生育观被动摇的表现吗？

杨华：不能算。其实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还是有的，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都很高兴。但生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成本太高，负担不起。而如果第一个生的是女儿的话，就还有可能再生一个儿子。我之前做过一个农村地区生育意愿的数据调查，90后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是在1.5到2之间，80后是2出头，70后则更高一点。90后的生育数量比70后、80后降低大约21.3%和14.35%。

新京报：所以这和城市地区的低生育率不一样。

杨华：不太一样。城市的低生育率不仅仅因为生活成本、婚姻成本，它还是整个价值观转变的结果。大城市里的高知女性、双职工家庭，本身的生育意愿就非常得低。在事业发展面前，他们愿意生一个就不错了，更别说生三个。而农村地区并不是没有生育意愿，他们本质上生二孩、三孩的意愿是很高的，只是担心生不起，生育意愿被抑制住了。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种“担心”？

杨华：在我的理解中，目前，农民的婚姻成本、生活成本与进城的成本基本可以画等号。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听说成亲的条件是在村里起一座新房。而从2014年后，说亲的基础条件就变成了男方家庭到镇上、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农民都想到县城发展，都在追求城镇化的生活。

我之前对华中地区的几个县城进行调研，发现各区县城镇化率在上升，多数区县的生育率却在下降。所以也可以说是城镇化影响了农村的生育率。比如说，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农村，城镇化的比率非常高，我观察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家庭都在县城买房了。相应的，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就非常少，我几乎没有观察到几例，都担心养不起。

而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由于城镇化水平比北方低，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在农村结婚、在农村生活，婚姻成本、生活成本都比较低，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出现得稍多些，有百分之三四十的80后、90后生育三孩。

“搞好了，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农民的城镇化生活？

杨华：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很多农民到县城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因为乡村教育在衰败，学生数量、学校数量都在减少。我调研的时候发现，生源、优秀教师群体都在往民办学校流动，而民办学校有90%都在县城。好些农村地区的学校只有一个学生，有30个到50个学生的学校是最常见的，50人以上就算人多了。而在教育学的概念里，必须有一定的学生数量，让班级成规模、有梯队，教育才有可能做好。

因此，农村地区的学校基本都没法和城里的学校比升学率。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只能往县城走，在县城买套房，让子女进城读书。

新京报：这加重了农民家庭的生活负担？

杨华：这是最没有效率的生活模式。通常孩子在县城读书，由于缺乏寄宿、校车等服务，家长到县城陪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衡阳农村，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以上。陪读的往往是母亲，父亲去东南沿海打工，爷爷奶奶则在老家种田。这样一个家庭就分裂成了三块地方。且因为除东南沿海外，中西部地区工商业还不发达，农民到县里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陪读的母亲一般都是全职陪读。这就造成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的浪费，会给农民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

而越是家庭负担大，越养不起孩子，越把所有的精力、期待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在调研中，我就发现陪读的母亲常常会和孩子产生冲突，家庭矛盾很多。我接触的有陪读经历的母亲基本都不愿意生二孩或三孩。

新京报：目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杨华：三孩政策放开后，各地其实都在探索鼓励生育的方法。比如搞托育，小孩在半岁、一岁以后，由托育机构来托管，以此解放父母的劳动力，尽量不让生育和事业冲突。很多县城现在都在构建托育机制，有的是成立公益机构，有的是在工作场所、在单位设立托育地点。但目前的效果还不明显。

我觉得更本质的方法是，首先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第二是要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

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我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