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天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０年间，中国全面履行承诺，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世界经贸格局也在不断演变，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全球化遭遇逆流。

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应该如何回顾入世20年对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改变？又该如何展望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未来？就此，澎湃新闻推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特别报道《风再起时》，深度对话多名亲历者、学者，希望提供更多维度视角。

疫情之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海关总署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前10个月，东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4.55万亿元，增长20.4%，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4%。欧盟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4.34万亿元，增长20.4%，占13.7%。美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增长23.4%，占12.5%。毫无疑问，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技术和贸易伙伴，也应该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伙伴，这不仅是因为两国经济体量巨大，两国间贸易额巨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对外贸易专家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对外贸易专家屠新泉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这次疫情也反映出来，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超出了美国的预期。至少目前，美国与中国在产业上的直接竞争不仅很少，二者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合作空间很大——美国是中国主要的高技术来源国，中美两国各自的产业链和技术链相互依赖，特斯拉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因为如此，如果中美采取措施稳定两国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对于带动发展中经济体是很有助益的，并对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具有正向的影响。

澎湃新闻：我们应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和入世之间的关系？

屠新泉：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可分两个阶段：入世前和入世后。入世前的改革是通过试点来释放活力，开始提供市场竞争的机会；入世以后则是在自上而下的市场化制度改革的同时引入国际竞争。第一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地方试点再到全国推广的方式自我摸索，而入世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性建立。

入世以后，中国执行和修改了2000多部中央层面的法律，以及近20万件的地方法律，自上而下地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虽然WTO的规则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运作体系，但是它当中的很多原则与规则都需要通过国内制度的市场化来落实。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就是要建章立制，而中国是一个法治传统相对缺失的国家。入世的过程恰恰加速并完善了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所以，入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大的作用就是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建立。

澎湃新闻：中国加入WTO，对自身发展和对世界经济分别产生了哪些积极的效应？

屠新泉：对中国自身，WTO最大的积极效应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和系统的建立；其次是引入了国际竞争。在入世之前，中国还没有从心理上完全接受对外开放，而入世后整个国家可以说是接受了一场思想的洗礼。

市场化和开放的竞争带来的经济活力远远超出预期。2001年之前的几年间，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到2000年GDP增速连续7年下降。而从2001年开始，经济增长率连续增长了7年。这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出口贸易增长也超出预期。按理说中国入世只是降低贸易保护壁垒，进口的增长应该快于出口，但实际结果是出口增长远远高于进口。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第一是贸易权放开，大量的中小企业都可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对发挥民营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非常有帮助。第二，入世以后，外资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最高时占比一度达到近60%。

对世界经济而言，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十几亿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同时也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投资目的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加入加剧了国际竞争，也是客观事实。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国与一些具体的国家确实有冲突和竞争。

澎湃新闻：大家都在谈论对WTO进行改革，你认为世贸组织现在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屠新泉：WTO改革主要是美国提出来的，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第一，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确实有独特的优势，在很多领域竞争不过中国，有很强的焦虑感。第二，美国也对中国有不满情绪，认为中国的竞争手段是不公平的，而这种情绪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情绪完全一样。

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中国比日本要难“对付”得多。首先是中国的体量更大，其次是中国的独立性更强。美国没有办法通过双边的方式强迫中国做出其所希望的变化。当然，中国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比如中美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只是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于是美国就需要通过国际组织、以国际制度迫使中国改革，比如增加对非市场经济行为和对中国体制特色的约束，希望让中国变得跟美国一样。但是，WTO是个多边组织，是依靠协商一致来决策的。美国现在没有能力控制和主导WTO，这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困境。从而导致WTO改革处于空谈的状态，因为美国对中国有敌意，而中国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强制性要求。这与入世谈判时的状况截然不同——当时美国要求中国做的一些改变只是比较难，并不损害中国利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益。现在美国的目的已经变了，是要限制中国的发展。

澎湃新闻：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又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不是在全球主动寻求更丰富多元的贸易组织形式？

屠新泉：首先，中国的目的确实有国际战略上的考虑——要在美国对我们有强烈敌意的情况下，扩展朋友圈，缓冲美国带来的压力。

其次，这一做法与入世时有一个共同点——利用国际规则推动国内改革，或者说以开放促改革。因为国内改革虽然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也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原本在法律层面就缺少积淀，很多制度不知道该怎么建立，仍然还有很多要从国际规则上学习借鉴的地方。加入CPTPP最主要的目的除了国际战略的考量，也是希望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国际规则来倒逼国内的制度进一步改善。

CPTPP与WTO在规则和协议内容上有很多共同点，但中国不接受美国在WTO提出的改革建议，却主动申请加入CPTPP，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独立性——即便是相同的规则，被强迫要求和主动去融入，对中国而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CPTPP的规则是美国制定的。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美国已不在当中，申请加入的时机对中国来说比较好。自美国最早提出这一倡议也过去了10多年，中国的国力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从更具前瞻性和更长远的角度来看CPTPP，发现现在可以接受其规则的，于是在姿态上做出了调整。

澎湃新闻：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形成了很大冲击，这会怎样重塑整个国际贸易的形态？中国又应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

屠新泉：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供应链缩短，出现了供应链的本土化、近岸化、区域化趋势。一旦形成新的分工格局，在一个时期内新的格局会固化，今后想要再调整成本很高。因而对全球化影响很大。对中国来说，供应链的调整其实早于疫情——“双循环”战略——这让中国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能保持较大优势。

中国早就是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了，贸易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达到峰值（60%）后就逐年下降，现在这个比例只有30%，已经下降了一半。同时，贸易顺差在“三驾马车”里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在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情况下，中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也在调整——供应链的区域化——最主要具的体现便是签署RCEP，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其次是申请加入CPTPP，为的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亚太区域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

澎湃新闻：对于拜登任期内的中美经贸关系，你的预判是怎样的？ 在哪些领域还可以展开重点合作？

屠新泉：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近期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和中国经济要“再挂钩”。这个姿态不仅反映了民主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立场，也说明过去几年特朗普的“脱钩”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次疫情也反映出来，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超出了美国的预期。

我一直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产业竞争。而是中国总体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削弱了美国的霸权优势。至少目前，美国与中国在产业上的直接竞争不仅很少，二者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合作空间很大。

对世界经济而言，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的竞合关系对全球发展有很重大的影响。全球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了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如果中美能够进行合作，对于带动发展中经济体是很有助益的。其次，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空间也很广阔。美国处于技术的上游，中国完成技术的落地，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特斯拉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